〔摘要〕 《涵芬楼古今文钞》作为“目前收文最多的通代散文选集”，其中所体现的文章观念、分类标准都与吴曾祺的文话著作《涵芬楼文谈》息息相通。文钞的文章学贡献主要在于文体辨析，通过选文来践行其观念，而文谈则将之融入理论阐释当中。在一定意义上，文谈是从理性批评的角度，对文钞的分类编纂作出释读，其对文体规范的阐发也得益于文钞中大量的文章实例。通过这一方式，吴曾祺完成了由文选到文论的转化。从理论构架而言，文谈取法《文心雕龙》处为多，其章节设置亦与之相类；而具体观点方面，多得益于桐城传统，体现了以古文为论述中心的文章学见解。
〔关键词〕 《涵芬楼古今文钞》；《涵芬楼文谈》；文章学；吴曾祺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0）06－0159－06
晚清民初文话当中，最受出版界欢迎的恐怕要数《涵芬楼文谈》了。此书初版于宣统三年（1911）正月，此后即不断重版。仅就所见，民国6年，有第8版；至民国15年1月，已有第13版；至16年，出第14版；22年，有“国难后第一版”；24年，有“国难后第三版”。其再版之频数，令人惊叹。一部评析文章创作的著述何以如此流行，这还要从其撰者“百年以来文界之鼎鼎著名者”〔1〕福州吴曾祺说起。
一、 文章编选与文话结撰
吴曾祺（1852-1929）吴曾祺生平资料甚为罕见，多种人名辞典均语焉不详，对其卒年更是莫衷一是，《历代文话》之解题亦于此失检。按吴曾祺《漪香山馆文集》中《易箴》后自注云“岁癸未（1883），余春秋三十有二”，可知其生于1852年；潘祖镗《吴曾祺》一文对吴氏履历有较为清晰的介绍，言其卒于己巳年（1929）八月十八日，今从。文见《福州历史人物》第6辑，75-76页。另《福州市志》、《福州人名志》所录与此相同。在学术上的贡献与商务印书馆紧密联系在一起，其藏书楼因1910年吴氏《涵芬楼古今文钞》而定名“涵芬楼”，至今享誉学界。1906年，吴曾祺应商务编辑之聘，来到上海。吴曾祺《旧小说叙》言“余居沪上五年”，而叙文作于庚戌年（1910）。〔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文话流变研究”（09CZW046）；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中国文话发展史稿”（07JC751022）。
〔作者简介〕慈波，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浙江金华 321004。依托商务印书馆的丰富藏书，吴曾祺编纂了大量图书，除文钞外，《旧小说》、《左传菁华录》、《清史纲要》、《中学国文教科书》、《历代名人书札》、《国语韦解补正》皆颇享盛名。作为“目前收文最多的通代散文选集”〔2〕，文钞一书尤为著名。
《涵芬楼古今文钞》成于宣统二年（1910），此书篇幅巨大，收录历代文章八千余篇，作者两千余人，共一百册。宣统三年、民国3年、民国9年皆曾重印。吴曾祺年轻时即非常喜好古文辞，“思欲悉取古人之作而纵读之”〔3〕，因而颇有收聚历代文章之意，后来寓居上海怿园，借助涵芬楼庋藏书籍，得以蒇事。正如严复所称道的：“迩者邑子吴先生，方上下数千年，所网罗旧文仅万首，为之厘体别目，成艺苑巨观。”〔4〕这一裒然巨帙编纂之意本来就在于广收博取，希望治古文辞者读此书后，“上下数千年，其派别之流衍、风气之变易，靡不瞭然于心。然后深思而得之，以求吾性之所近，而从事焉。法其通而去其蔽，存其是而戒其违，其责效也易矣”。〔5〕由博返约的愿望对于治学而言或许不算苛严，此书付梓后“购读者甚众”，其再版多少也能反映读者的需求。但毕竟篇卷浩繁，难以尽阅，于是吴曾祺“乃复取旧书，重加选辑，盖留者十之二三，去者十之七八。虽割爱者多，而大致已略具矣”。〔6〕这一文章总集的选辑本以《涵芬楼古今文钞简编》为名，初版于民国5年，计41册。①这两部总集的编选，其中所体现的文章观念、分类标准都与吴曾祺的文话著作《涵芬楼文谈》息息相通。
作为选本，必然要对所选文章进行编排，而编排的方法恰是选者文章观念的外在体现。文钞所收文章既多，若无分类标准加以统摄，极易流于汗漫不归。前人对文体的析分为吴曾祺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为了使选本秩然有章，“乃精仿桐城姚氏之法，分为十三类，使各以类相从。又以姚氏之书，纲则具矣，而目未备。乃于一类之中，分为十余类、至数十类。熟乎此者，则所见易明，所为易成，此可决之理也”。〔7〕这一“所以为书之旨”出于夫子自道，明确地指出了对于《古文辞类纂》文体分类方法的继承。同时又因为类纂注目于大类，强调统合之功；而文钞容量极大，类目必须细化，故各于大类之下重立细目。这样既使选本体例完善，又收到纲目并举之效，从而为读文、学文提供了方便。
简编则情况有别。篇幅虽然已经缩小到千余篇，但仍坚持文钞的分类原则，“为目至二百余种”。在失去以简驭繁的功用之下，这一编选原则难免遭到质疑：“不既嫌于陋矣乎？”吴曾祺的回应值得注意：“天下之物未有不积少而为多。夫使人之所业，仅以是编而止，则诚陋矣。若以是为一隅之反，则后之所学，举可得而推焉。将今之所谓陋者，正有不陋者存。如子之言，未足以为病也。”〔8〕很显然编选者最为得意的其实正是文体的细分，他希望读者能由此而窥测文章路径，一隅三反。从提示文章轨辙而言，这种做法却又真正起到了以简驭繁、以少总多的功效。
不难发现，无论是文钞还是简编，其最核心的文章观念都在于对姚鼐文体论的承继与深化。而这直接传递到文谈当中。文谈的结撰是文章选集编纂的延伸。早在吴曾祺来到商务印书馆时，他对于文章学的思考就已然开始，“自余居沪上五年，四方有志之士，间有就商古文之业者。余因取秦汉以来，迄于近代，凡得文七百余篇，名之曰《古今文范》。中多以意谬言昔人悉心营构之迹，一一为疏别其异同而比附其得失，为说甚具”。〔9〕这里所说的《古今文范》就是吴曾祺所评选的《中学国文教科书》，分为5册，逆序编选清朝至周秦汉魏文章701篇，初版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戊申）。名为教科书，性质上却属于文选，各册前有例言，概述该册所选时段文章风貌及流衍之迹，单篇文章则前有评述，上有眉批，于利病得失和关榫结构多有抉发。编选体例方面“谨附姚氏之意”，不及经、子，与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不同。
这一体例也为文钞所继承，且分类一依姚选。上不及经，传状类作品见于诸史者不录，老庄申韩附于体类之后。文钞刊印后反响良好，“中间一得之见，颇不为海内通儒硕彥所讥，而书问往来，以作文之法来请者络绎不绝”。这促使作者进一步思考，从而将由丰富的阅读经验中所体悟的文章学知识归纳论纂，“因就生平所得笔之于编，自第一至第四十；其不及详者，又入之杂说中，名曰《涵芬楼文谈》”。〔10〕从成书经过而言，文谈直接导源于文钞。文谈的主体部分是对文钞选文的思考，文谈所附《文体刍言》则来自于文钞卷首，这中间的承接关系是不言可喻的。
文钞的文章学贡献主要在于文体辨析，而“作文之法，首在辨体”，吴曾祺指出：“然姚氏之书，第举其纲，而未详其目。余不自揆，始著《涵芳楼古今文钞》凡百卷，于各类之中，各加以子目，或数种，或十余种，或数十种。虽附丽之法，不敢谓毫无疑义，而其所遗者，固已少矣。”〔11〕就学术进展而言，对文体的研讨必然日趋细化，吴曾祺本来就着意于文章流衍轨辙，因而细分或不免治丝益棼之弊，但对于追溯文体本源，探析文体新变，把握文体派别，考究文体名实，都富有意义。
《文体刍言》师法姚鼐，区划文体为13类，各类又区分细目，共计有213目，曾于《东方杂志》第七年（1910）第五、六期连载。其体例为先通论文类，后逐一论析文体细目。注重追溯文体渊源，由本及末。如论辩类，“‘论’之名奚自昉哉？古之圣贤与人相问答之辞，人因籍而记之，以垂训万世，如齐、鲁《论语》是也，而非今之论也”。这样先考求文体本源，辨析原委之别，近乎“原始以表末”。对于文体名称，亦刻意释解，传状类言“传者，传也，所以传其人之贤否善恶，以垂示万世”，辞赋类称“辞为文体之名，犹之论也，盖皆语言之别称，惟论则质言之，辞则少文矣”。通过解读名称来讲明文体性质，是为“释名以章义”。解析文体之际还注重标举典范性文章，以作圭臬，“贾生之《过秦论》三篇，世之学为论者祖焉”；设论一目，除宋玉《对楚王问》外，“益以屈平《卜居》、《渔父》，东方曼倩《非有先生论》，王子渊《四子讲德论》，取其体之相近故也”，属于“选文以定篇”。文体区分愈精细，各类文体的规范也就愈显明，以传状而言，“惟传则有褒有贬，行状出于亲朋子弟之手，皆述平生之嘉言懿行，其有遗议者，则讳而不书，所以与传异也”，着力于确立文体规范，类于“敷理以举统”。依照这种论述构架，吴曾祺以姚鼐的分类为基础，对文类进行了细致的析分。
对于文体流衍过程中的名实问题，吴曾祺给予了特别关注。如“论”之一目，“凡史家之体，于志传之后，著论一篇，《文选》采之，别为史论。今以古今论史之作甚多，故并入论中，不复别出。又古人奏议之文，多云‘论某事’、‘论某人’。名为论，始则疏劄类也，今皆入奏议类。古人集中亦有本属论体，而不以论名者，今以名为论者，入之论上；不名为论者，入之论下”。萧统别立史论一目，主要是鉴于史作与文学不同，但史之赞论、序述却“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因而收入；而后世此类文体繁盛，又缺乏专立名目的意义，故此直接纳入“论”中，这是符合文章发展实际的。至于奏议之以论为名者，却不具有论的文体特征，理应区划清楚；不以论署题却有论体之实的文章，也要按照实际文体风格予以划入。这比起依名立义、以名称来设定文体种类的做法，无疑考虑到了文章的演变规律，因而是颇值肯定的。
在师法前人的同时，吴曾祺也有所变通。他对书牍类的辨析就与姚鼐不同。姚氏以“面相告语”之类文辞入“书说”类，特别是策士的游说之辞，亦被归入其中；而策士说己方君主之作，则被划入奏议。这样做明显未顾及书信文体与游说之辞的不同，因此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就将“书说”改为“书牍”，收纳“同辈相告”的文辞。考虑到书、说为体之别，“说盛行于战国，至秦以后少见。且说乃一时应对之词，而纪事者被以文采，遂以成篇，二者实属不类”〔12〕，吴曾祺分列了书、上书、简、札、帖、劄子、奏记、状、牋、启、亲书、移、揭等类，“变姚氏之书说为书牍”，分类更为合理。至于赠序一体，曾国藩将之归入序跋类，吴曾祺表示了不同意见：“然追原所以名序之故，盖由临别之顷，亲故之人相与作为歌诗，以道惓惓之意。积之成帙，则有人为之序，以述其缘起，是固与序跋未尝异也。惟相承既久，则有不因赠什而作，而专为序以送人者，于是其体始分。姚氏离之，是也。曾氏又从而去之，失斯旨也。”〔13〕赠序虽然与序跋同源，但是后起之文体渐成大国，用途亦异，以赠序、寿序之类纳入序跋，显然不伦，吴曾祺吸取姚鼐的做法，做到了名实合一。
文钞主要通过选文来践行上述文章学观念，而文谈则将之融入理论阐释当中。作为附录的《文体刍言》，自是文谈主旨的重要部分，而正文部分对文体也颇为关注。吴曾祺以经史子集与小学为文章根基，而文体则为论文之首要环节。文章精彩与否，首在文体。即使是精语名言也会因文体凋敝而失色，故而论文必先辨体。对于体制的讲求方法，则与刍言相类，“大凡辨体之要，于最先者，第识其所由来；于稍后者，当知其所有变。故有名异而实则同，名同而实则异；或古有而今无，或古无而今有：一一为之考其源流，追其派别，则于数千年间体制之殊，亦可以思过半矣”。〔14〕可见文谈之精义实与文钞相通。
对文体的重视渗透于文谈正文当中。除辨体一章为专论外，命意、修辞、切响、炼字、运笔着力于文体细节；入理、切情、涉趣、写景、状物、传神涉及大类之文体规范；至于称谓、从今、割爱诸端，亦关乎文体写作技巧。可以说，吴曾祺在辨体章所强调的“文体既分，则行文之得失，自当依体为断，每体各有一定格律，凛然不可侵犯”，重在文体规范的确立，这一思想在文谈各节论述当中得到贯彻。后附杂说35则，论及引书之例、用经之法、用古字之法、避俗之法等等，也多与文体攸关。通过这样的结撰方式，吴曾祺对文体的思考与重视，由文钞传达到文谈，两者之间学理相连。在一定意义上，文谈是从理论阐释的角度，对文钞的分类编纂作出释读，对于文体规范的阐发也得益于文钞中大量的文章实例。通过这一方式，吴曾祺完成了由文选到文论的转化。
二、 作文之法：彥和与惜抱之间
文谈之作，起于选本受众请益“作文之法”，而此书的论述方式则很大程度上与《文心雕龙》有关。在叙中，吴曾祺表达了对刘勰的钦服，许其作“极论文章之秘，识者以为知言”。从体例而言，文谈多有规模《文心雕龙》之迹。此书共为40章，首列宗经、治史、读子、诵骚、研许，谈论的是文章之根本，属于“文之枢纽”，为总论；自辨体始，着重于辟派、明法诸端，述及创作中命意、修辞等各种问题，类乎“剖情析采”，为创作论；最后一章论“欣赏”，属于鉴赏论。其论述脉络由文章本源起始，再论具体作法，最后以鉴赏作结，与《文心雕龙》同一机杼。体例上最大的不同在于，《文心雕龙》在总论之后，以较多篇幅“论文序笔”，对文体逐一详析，而文谈重在创作论分析，对文体的阐释则已具于《文体刍言》当中，因而文谈主体部分的核心实在于作文之法的传授。
文谈论及作文方法，章节多有与《文心雕龙》对应之处。开端总论部分的创意明显源于刘勰的原道、征圣、宗经、正纬及辨骚。开篇即言宗经，似属因袭陈言，属于套式类的经学话语。但实际上总论部分并非如此保守因循，吴曾祺所论“文之枢纽”多从写作学角度展开，因而总论实带有解蔽之用。言宗经，是出于对汉学派之文章的不满，“今之号为能文者，以经为人人共读之书，不足以称吾博洽之誉。于是搜取僻书，旁求逸典，以为震世骇俗之具。见他人文中之引及经语者，则反以为笑”。而且治汉学者往往累于考辨，文辞破碎，“于一切器数之遗，讲求不遗余力，其辩难之语，动至数千言。然去古既远，固有万不能定其所以然者，而哓哓不已”。〔15〕因此吴曾祺虽称“未有经学不明，而能擅文章之胜者”，近乎常谈，而意旨在于“古人读书之法，贵能得其大意”，所以他推崇姚鼐“始屏去考据之业不为，而以古文倡示后进”，这样才能“审轻重，别大小，用力专而收效远”。〔16〕这样，宗经的经学色彩几乎已被古文创作讲求大意之法消解殆尽。
吴曾祺言治史也是从文章写作的角度出发的，以史作为提高识解的凭借。对于“或专考据故实，而龂龂于地名官制之不同；或喜讲明义例，而兢兢于褒贬予夺之互异”，只能说是究史使然，论以能文则尚格一间；同样借治史之名，行“猎取浮文，广求隽语”之实的，也不足以与乎文事。重视读子，则因为子部之书可辅经训之所不逮，为文章家之渊薮；对于“只知篇取一节，节取一句，择其造语隽而陈义新者，即录而置之册子中，以供挦撦之用，而叩以一篇大意，茫然不能措一辞”的读子行径，吴曾祺是极为不满的。诵骚一章则反映出他对于骈散合流的认同，以为“为词章之学者，溯其渊源所自，莫古于骚”；主张骈散互相为用，不可偏废，“古人集中，于无韵之文，居十之六七；于有韵之文，亦居十之二三。苟徒知议论叙事之为古文，而不知铭诔颂赞箴铭之属皆为古文，是三者已去其一矣，尚得谓之能文之士乎哉？”并强调习古文须用力于《文选》。研许一章则重在讲明小学对文章的作用，主张作文宜先识字，尤其反对“或自见其才力之不逮，而思以僻涩之语胜人”的习气，以之为“文之恶障”。〔17〕
从文谈的总论来看，虽然有《文心雕龙》的影响在，但性质有异。《文心雕龙》的总论有确立论文基调之用，多为本源之论，是其文论体系的基本准则。而文谈的总论则主要论述作文时应遵循的基本规范，虽以史、子、骚、许来补济文章之不足，但强调的是文章本位，对各种为文之弊皆有祛除之备，彰显的是写作学立场。
文谈中“储才”探究的是才学对文章创作的意义，重视博综之学但又强调脱化无迹。这其实是对刘勰“积学以储宝”观点的发挥。“命意”章论述文章立意之法，夺胎于《文心雕龙》的《附会》。“切响”章注重“疾徐高下、抑扬抗坠之分”，强调音节的自然和谐，尤其注重古文之声情。这与刘勰的《声律》有渊源关系，但因为时代原因，刘勰所论主要为诗歌的声病，并涉及骈文；而吴曾祺所论则拓展到古文，这是声律说的演进，同时也是桐城派内部以声情镗鞳济文辞懦缓的影响使然。“炼字”章与《文心雕龙》直接对应，但吴曾祺强调的是用字的自然妥帖，特别讲究虚字的用法；而刘勰关注的则是字义的新旧及用字重复等问题。“核实”与“称量”两章与《文心雕龙》中的《夸饰》有关。“核实”章对于刘勰所不满的辞赋之中夸张失实之处尚有恕词，以为“尚无大谬”，他更反对的是征引故实却与实际不符的情况；“称量”章认为称誉别人当把握尺度，与刘勰“君子拟人必于其伦”相合。“设喻”章突出比喻之用，此意刘勰发之于《比兴》，强调比喻当“以切至为贵”，而吴曾祺所论设喻之失，首则即为“泛而不切，好取华辞，无关实义”。“适机”章强调灵感的重要性，充分认可刘勰所言“陶钧文思，贵在虚静”，但对刘勰主张的“秉心养术，无劳苦虑；含章司契，不必劳情”有所保留，以为是刘勰否认主观努力的表现，“则是作文之秘，可付之机之自为，而在我毫无所与。此则近于佛家之参禅理，道家之养元神，使人无可着力处，而古人所谓‘思之思之，鬼神通之’者，当不如是，恐一偏之言，未可以为定论也”。〔18〕其实刘勰虽然强调灵感的自为状态，反对用力苦思，以为这样无助于情感的发越，但这是建立在“规矩虚位，刻镂无形”的基础上的，并不是一味的自然酝酿。
“含蓄”章推重言外之意，与《隐秀》所言“余味曲包”相近，但吴曾祺又进一步指出：“凡使人思索而不得者，非善含蓄者也；使人不待思索而即得者，亦非善含蓄者也。”〔19〕非隐非显，不易施为。“互异”章提出文章要避免自相矛盾之处，以免性之所到，随意挥洒，这与刘勰所讥刺的哀辞“驾云乘龙”，却“仙而不哀”一样，会造成表达效果上前后龃龉。“欣赏”章对应于《知音》，属于鉴赏论范畴，但吴曾祺强调的是作文不必有汲汲求知之心，不可揣摩迎合世俗，当以文自立，求知音于后世。这种鉴赏标准的提高，意味着吴曾祺对文章品格的期许，有尊体的用意。
从具体评述话语来看，文谈对刘勰著作的借鉴是显明的，甚至章节名称亦有直接沿用者。但其间有根本性的差别需要加以别察：“顾彦和生齐梁之世，其时骈俪盛行，故书中所述于是加详焉。”〔20〕即《文心雕龙》所论的文章学其实是以骈文为中心的，而且兼及诗歌韵文；而文谈所论则是以韩文为代表的古文一体，对象的转换自然使得理论也有所迁转。从吴曾祺一再表示的愿依从惜抱之法，我们可以知悉他对于桐城传统的蕲向。文谈中的文体论自然是桐城传统渗入的最好说明，其分类准则几乎完全来自于姚鼐。而作文之法的其他讨论，多可见出吴曾祺由彦和而趋向惜抱的态势。
刘勰曾以专章的篇幅谈论“养气”，但他的着眼点实在于体气，主张保养精力，以免思虑伤神，与文辞写作联系不深。而文章学意义上的养气说，可直接溯源于孟子，经韩愈提倡“气盛言宜”而日益光大。文谈中的“养气”章讨论的就是这种道义之气，这也是桐城传统所力倡的。吴曾祺不仅加以沿用，同时还提到“气有阴阳二者之分”，并以之论文。这应该是受姚鼐的影响。但吴曾祺更进一步，对两种风格文章的弊病有所阐发：“阳气之文，其才力充盛，足以凌盖一世。其失也，如武夫得志，遇事作色，其患在粗；阴气之文，其气度舂容，足以包罗万有。其失也，如病夫对客，辍息待续，其患在弱。”阳气之文不善学“则袭其皮毛，而有生吞活剥之讥”；阴气之文不善学“则习其腔套，而有依响附声之诮”。〔21〕由论文章风格而至抉发弊病，见解已然深入一层。
在修辞造语方面，吴曾祺对桐城传统也多有汲取。如论及为文禁忌，他不惜重提古文中“不可入时文帖括语，不可入小说俳诨语，不可入汉人笺注语，不可入宋儒学案语”〔22〕，这已为桐城派所主张的“雅洁”说涵盖。吴曾祺的突破之处在于，他以为：“大抵修辞之法，取之古人者十之七八，不取之古人者十之二三”，因为“至争一字之奇，兢一句之巧，苦思冥索，不妨有自我作古之意”。〔23〕对创新的追求使得他的创作论与桐城派的斤斤拘守有了一定的距离。在“涉趣”章中，他更指出作文不妨“取径于《庄》、《列》之书，此外则如刘义庆之《世说》，不可不读”〔24〕，与辞禁则洵乎异趣了。
由于论述对象的差异，文谈“切响”章、“属对”章都与《文心雕龙》有别。“切响”关注的是散体当中的自然节奏；而“属对”尤着力于散体，主张“散文之对法，自以参错不齐为妙。凡文字之多少，句之长短，皆所不禁。且骈语则多两句为偶，或四句为偶，散体则均无不可”。〔25〕这一见解与桐城派“因声求气”说相近，同时也反映出吴曾祺于骈散两端并不偏废，持论平允。
文谈亦重视法度，以为“大抵文章一道，其妙处不可以教人；可以教人者，惟法而已”。并主张通变，“守其常，不可不知其变；明其一，不可不会其通”〔26〕，对文法并不拘看。这些与刘大櫆《论文偶记》颇为接近，应为桐城传统的影响。此外，入理、切情、涉趣、传神等章，都留有桐城派论文的印迹。以传神论，桐城家法以“神”为文章之精者，刘大櫆曾说：“文章最要气盛；然无神以主之，则气无附，荡乎不知其所归矣。”又言：“神者气之主，气者神之用。”〔27〕吴曾祺亦以为传神之法“尤难”，近乎无形，“大抵传神之作，不专以翰墨为工，须极意体会，取古今可歌可泣之事，一一若亲入其中而试之者”。因传神须“于无中求有”〔28〕，关乎全文之精采，故而尤难把握。
从文谈理论构架而言，此书取法《文心雕龙》处为多，其章节设置亦与之相类，经常是借题于刘勰，然后据以展拓，发挥己见，敷衍成文。而具体观点方面，多得益于桐城传统，体现了以古文为论述中心的文章学见解。不过吴曾祺理论虽有归属，个人行为上却并无派别之见，其“辟派”章以文章为天下公器，主张“文派亦可废也”，足见他虽受桐城传统影响，却毫无门户习气。
就性质论，文谈虽然体系颇显严整，章节秩然，且专有《文体刍言》论文体，统系完备，但其价值更多的在于提供“作文之法”，是写作学的优秀教材，而于文章理论发明无多。其理论多统合刘勰及桐城诸人观点，调和贯串，以个人体验诠释其中，虽不乏独得之秘，然也仅可视作折肱之见，有利于实际写作。从理性提高的角度看，文谈显然是有所欠缺的。但是对于传统文话著述，似乎也不必以今人的后见之明加以苛求。依凭吴曾祺操选政的丰富经验，文谈观点自身的博综、实用是可以想见的，其所总结的作文之法的切实可行，已由文谈的多次重印作出了最好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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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吴曾祺.涵芬楼古今文钞简编序〔A〕.吴曾祺.涵芬楼古今文钞简编〔C〕.上海:商务印书馆,1916.
〔9〕吴曾祺.旧小说叙〔A〕.吴曾祺.旧小说〔M〕.上海:商务印书馆,1914.
〔10〕〔11〕〔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8〕吴曾祺.涵芬楼文谈〔A〕.王水照.历代文话〔C〕.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6553，6576，6646，6576，6558，6558，6575，6598，6613，6563，6580，6584，6584，6606，6617，6578-6579，6610.
〔12〕吴曾祺.历代名人书札〔C〕.上海:商务印书馆,1912.1.
〔27〕刘大櫆.论文偶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4
（责任编辑：尹 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