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相聚，常忆及老师和旧学堂。前天从紫竹院出来，拐进胡同里一家餐馆，席间说起了教历史的包老师。那时包新婚，风华正茂，人也长得小巧，如今该是八十多岁的老太太了。感慨之余，课上讲了些什么倒不记得了。时值“反右”，老师们正忙于过关呢。偶读金庸回忆他的历史课，心头为之一震。老师讲到鸦片战争，朝廷如何腐败无能，将士英勇杀敌，但终因枪炮、军舰不及英国而惨遭杀害……突然情绪激动，掩面痛哭。小同学们也都跟着哭泣。金庸说：这件事在我心中永远不忘。柏杨的回忆录《上小学的日子》则写道：“当老师在课堂上告诉大家，日本军队侵略中国国土、屠杀中国人民时，全班小孩随着老师嘶哑的声音，哭成一团。当时老师用‘千钧一发’形容中国命运，我和小朋友紧张得小身体都浑身淌汗。”
老师的痛哭，一定不在教案之中。民国政府也不会派人督察他们的爱国情操，或以课堂效果考核奖惩。那只是老师们的满腔悲愤，不可遏制地奔泄出来，不期影响了金庸、柏杨们一生的做人。蒋纬国也说过：“小学上史地课，老师一说到战争、割地、赔款就捶胸顿足，我们所有同学都跟着哭。”旧时代只管医生和教师两类人叫“先生”，别的职业不能尊享。别小看了长袍马褂，那斯文的背后是血性。
血性也有见血的。蒋百里（方震）29岁时任保定军校校长，开学时向学生训话：“今天到校，有两件事要和同学们谈一谈……方震如不称职，当自杀以明责任。”因受北洋政府掣肘，学校经费告绝，难以为继。蒋校长又召集学生训话：“我答应做到的事情，我必须做到。现在看来，我没尽到校长的责任，是我对不起你们。”说完拔出手枪对着胸口就打，幸而抢救及时，捡回了一条命。那可是货真价实的血性——血都流地上了。
说到血性，顺便提一下不久前“跪求票房”的方励。不少人对方的举动不屑，其实跟血性还真沾点边。方跟吴天明连面都没见过，只是崇拜吴的电影，添了100万帮他宣传遗作。面对镜头，他讲了40分钟影片背后的故事和推广时花的心血，说着说着情绪突然失控，一头磕在了硬帮帮的地上。我理解彼时彼景，谁都有情急失态不管不顾的时候。我也喜欢吴天明，但不善磕头，只是一部一部看他的电影。《生活的颤音》《没有航标的河流》《人生》《老井》《变脸》……还有他参演的《飞越老人院》，我觉得那个院长就是他自己，他预演了与世界的告别。吴天明也是有血性的人，但是他隐忍，他能遏制住。
有血性却能遏制就不简单。当年“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二号人物，是诗人、理论家阿垅。阿垅被关押10年后才被提审判刑。宣判当天法院如临大敌，因为隔夜找谈话时，他依然不服从判决，拒绝签字。但在法庭上，当看见年轻的作家林希也被卷入胡案时，阿垅沉默了，决定承担全部责任。晚年的林希说：“我作为证人出庭的时候，我们的目光交错。啊呀，我违心地做这个，这个他妈的不是人的证……说我和阿垅是怎么认识的，他对我说了哪些话，使我走上了反革命道路……”阿垅昂首挺胸听过宣判（12年）后，一字一句地说：“我放弃上诉，一切责任在我，与任何人无关。”他不情愿自己在晚辈面前做任何推诿与争辩。几个月后，阿垅在狱中给审判员写了一封信，信里写：“从根本上说，案件全然是人为的、虚构的、捏造的。一方面迫害对方，一方面欺骗和愚弄了全党群众和全国人民。一个政党，一向人民说谎，在道义上它就自行崩溃了。”阿垅的态度始终鲜明，从未屈服；他在法庭上的遏制与退让，表现出士人的君子之风。
阿垅1967年病死狱中。在他面前，我甚至羞于侈谈什么气节、胸怀和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