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热难当的七月，在堪比春运候车站的急救大厅，母亲丢下行囊，远行了。
我替母亲拭去最后一滴泪水，在心里咂摸它的滋味。
眷恋与不舍，肯定是有的。兴许还有自责，母亲一直认为疼痛是春节吃鱼肚，吃坏了肠胃。
“怎么管不住嘴”，她总这样说。最多的，应该是疑惑，为什么囊肿可以致命？
那是三月，母亲腹部不适。四月，疼得辗转难眠，中旬确诊胰腺肿瘤，波及肝脏。中医搭着脉不置可否，消化科大夫微笑着反问何须忌口，肿瘤医院医生掰着手指说最多半年。
胰腺癌治疗，不过三板斧：手术、化疗、放疗，且预后极差。基于一线希望，我们选择了积极治疗；基于母亲善良到柔弱的性格，我们选择了“瞒”。
门诊之前，我先冲进诊室，与医生“沟通”病情。
化疗之后，一头银丝脱落，告诉她“激素”所致。
病床上方，印着一颗硕大的爱心，名曰“病情保护”，不熟悉的医生看了心领神会。
最花心思的是出院小结，我用电脑重新排版，胰腺肿瘤篡改为“囊肿”，还用软件画了一枚公章，这对于在体制内工作一辈子的母亲，应当是极有效的。
果然，母亲拿着小结研读数遍，一时信以为真。
现在想来，瞒，不是一方的善意，而是双方的心照不宣。
前后住进沪粤肿瘤医院，护士口中有意无意提到的化疗字眼，久未见面的亲人连续踏访，都让母亲疑窦丛生，她向我们求证，“狡猾”的我们一次次消费着母亲的信任，那份伪造的出院小结更像铁券丹书，让母亲试探性的质疑无功而返。
母亲不再向我求证些什么，与其说她选择了相信，不如说选择了宽容与顺从。她开始欢迎亲朋的来访，与大学同学说就医的不易，与娘家兄弟谈人生的多艰，与电话那头的外婆讲后辈的孝顺。善良的母亲不知道，外婆并不相信囊肿的说辞，含泪收集报纸有关胰腺癌的康复资料，剪得整整齐齐搁在床头。
外婆看的报纸，是母亲定期寄去的。生于南京，居于上海，母亲每天要看《扬子晚报》与《新民晚报》，随着病痛的加剧，“繁星”“夜光杯”的文章都无法坚持阅读，亦无力再向子侄们转发一些养生偏方和心灵鸡汤的微信。她或坐或躺，偶尔抱怨父亲给她止疼药物时间不对，安静地等候儿子媳妇下班，等候孙子放学。因为疾病畏光的她，会在家人陆续回来时，打开所有的灯，看儿孙表演性质的、略有夸张的嬉闹，在疼痛的间隙享受些许温馨。
隐瞒而来的温馨总是脆弱不堪。周五，我下班后，母亲突然大口吐血，继而入院，继而转院，继而抢救。抢救室很冷，床很硬，毯子很薄。我从超市抱回一床空调被给母亲盖上，瞥见上面印着“Happy Sunday”，心头一惊。
两天后的周日，母亲离开了我们。从此，我愿意相信happy在英文里有极乐的意思。
“瞒”可以带来默契的安宁，“瞒”来的哀伤也不可挽回，毕竟对于家属，我们一直做的是单选题。理性与感性，从来就是鱼和熊掌。母亲最后的愿望无从知晓。外婆未能见到女儿最后一面，即使只是在半日车程之外。
我未能听到母亲的谆谆嘱托，即使是在弥留时间，我问她对儿子有何交代，母亲攒足了力气说，没有。
我想，这可能是母子今生最后的赌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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