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的 探讨乳腺癌组织中雌激素受体（ER）、孕激素受体（PR）、P-糖蛋白（P-gP）、谷胱甘肽-s-转移酶-π（GST-π）及DNA拓扑异构酶Ⅱ（Topo Ⅱ）的表达水平。方法 选取淮安市妇幼保健院2010年9月～2014年1月手术切除后经病理诊断为乳腺癌的91例标本，采用免疫组化方法检测ER、PR、P-gP、GST-π、Topo Ⅱ在91例乳腺癌组织中的表达强度。结果 ER、PR、GST-π、Tope Ⅱ的表达强度与组织学分级显著相关，Topo Ⅱ的表达强度与淋巴结转移显著相关，P-gP的表达强度与肿瘤大小差异显著相关。ER和PR表达成正相关（r=0.637，P=0.000）。结论 ER、PR、GST-π、P-gP、Topo Ⅱ的检测对选择化疗方案和评估预后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乳腺癌;P-糖蛋白;谷胱甘肽-s-转移酶-π;DNA拓扑异构酶Ⅱ
[中图分类号] R737.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4721（2019）3（c）-0070-03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xpression of estrogen receptor （ER）， progesterone recetor （PR）， P-glycoprotein （P-gp）， glutathione-s-transferases π （GST-π） and P-glycoprotein Ⅱ （Topo Ⅱ） in breast cancer. Methods A total of 91 cases of specimens of breast cancer diagnosed by pathology after surgical excision in Huai′an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Hospital from September 2010 to January 2014 were selected. The expression of ER， PR， GST-π， P-gP， Topo Ⅱ in 91 patients from breast cancer tissues were detected by immunohistochemistry technique. Results The expression of ER， PR， GST-π， Topo Ⅱ were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histological grades， there existed correlation between Topo Ⅱ and lympnode metastasis， P-gP expression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tumor size. The expression of ER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expression of PR （r=0.637， P=0.000）. Conclusion The detection of the expression of ER， PR， GST-π， P-gP， Topo Ⅱ have important meaning for assessing the prognosis of patients with breast cancer and chemtherapy options.
[Key words] Brest carcinoma; P-glycoprotein; Glutathione-s-transferases-π; Topoisomerase Ⅱ
乳腺癌已成为世界范围内影响女性健康的肿瘤之一。全世界每年将近有120万新发乳腺癌病例，且将近50万乳腺癌患者死亡[1]。乳腺癌的治疗虽然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但其预后仍然不理想。一些资料显示，乳腺癌的发生与雌激素分泌紊乱、大量接触放射线、绝经迟、未婚、未育、晚育、遗传因素等相关，但其病因尚未完全明了。研究显示，乳腺癌组织中的雌激素受体（ER）、孕激素受体（PR）与激素治疗、化疗以及乳腺癌患者的预后存在着密切关系，目前已成为乳腺癌的常规检测手段。P-糖蛋白（P-gP）、谷胱甘肽-s-转移酶-π（GST-π）及DNA拓扑异构酶Ⅱ（Topo Ⅱ）等多重耐药基因与患者的化疗以及预后也密切相关。本研究采用免疫组化方法检测乳腺癌组织中的ER、PR、P-gP、GST-π及Topo Ⅱ的表达并探讨其相互间关系，为乳腺癌患者术后化疗提供方案。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收集淮安市妇幼保健院2010年9月～2014年1月手术切除后经病理诊断为乳腺癌的91例标本，其中导管内癌15例，浸润性导管癌68例，其他类型8例;患者年龄为28～75岁，平均（41.2±10.1）岁;年龄>50岁39例，年齡≤50岁52例;肿瘤直径≤2 cm 52例，2.1～5.0 cm 33例，>5.0 cm 6例;组织学1级9例，组织学2级46例，组织学3级36例。纳入标准：有完整的临床病理资料，所有病例术前未做过放、化疗等其他治疗。排除标准：病理资料不完整。本研究经淮安市妇幼保健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所有患者均知情同意。
1.2方法
1.2.1免疫组化 常规石蜡切片，恒温箱烘烤，脱蜡水化，水化按说明书进行操作。ER、PR、GST-π、P-gP、Topo Ⅱ抗体均购自福州迈新生物技术开发公司。
1.2.2判定标准 ER、PR、Topo Ⅱ阳性物质位于细胞核;GST-π阳性细胞为细胞浆染色;P-gP阳性物质位于胞膜及胞浆中。根据阳性细胞在随机选取的500个肿瘤细胞中所占的比例进行判定，其中<10%为（-），≥10%且<25%为（+），≥25%而<50%为（++），≥50%为（+++）。GST-π、P-gP、TopoⅡ（++）以上[包括（++）级]作为阳性标准，ER、PR（+）以上[包括（+）]为阳性标准。
1.3组织学分级
按照《乳腺肿瘤WHO组织学分类、分级标准》（2012年版）对全部切片进行组织学分级[2]，主要按腺管形成、核的多形性、核分裂数三项指标进行评分。腺管形成：>75%为1分;10%～75%为2分;<10%为3分。核的多形性：核小、规则、形态一致为1分;核的形状、大小有中等度的变化为2分;核的形状、大小有明显变化为3分。核分裂数：计数20个高倍视野（×400），然后算出每10个高倍视野的核分裂像数。0～5个/10 HPF为1分;6～10个/10 HPF为2分;>11个/10 HPF为3分。以上3项相加，总分3～5分为1级，低度恶性;6～7分为2级，中度恶性;8～9分为3级，高度恶性。
1.4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8.0统计学软件分析数据，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采用Spearman进行相关分析，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ER、PR、GST-π、P-gP、TopoⅡ与乳腺癌病理指标的关系
ER、PR、GST-π、Topo Ⅱ的表达强度与组织学分级显著相关（P<0.05）;Topo Ⅱ的表达强度与淋巴结转移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P-gP的表达强度与肿瘤大小显著相关（P<0.05）（表1）。
2.2 ER、PR、GST-π、P-gP、Topo Ⅱ的相互关系
Spearman相关性分析显示，ER和PR表达成正相关（r=0.637，P=0.000）（表2）。
3讨论
乳腺癌是发生于乳腺导管和腺泡上皮细胞的恶性肿瘤，发病率呈上升趋势，且有年轻化趋势。研究显示，乳腺癌的发生发展、临床治疗以及预后与ER、PR、GST-π、P-gP、Topo Ⅱ等多种生物标志物密切相关。
ER和PR能有效调节乳腺细胞的分化，当细胞发生癌变时，ER和PR会发生部分或完全的缺失[3]。ER和（或）PR的缺失或保留对乳腺癌治疗方案的选择有指导意义[4-5]，ER和PR已成为临床上检测乳腺癌以及制订化疗方案的常规检测手段。本研究结果显示，ER和PR的表达强度与肿瘤的大小和年龄以及淋巴结的转移均无显著相关，而与组织学分级显著有关，提示乳腺癌细胞的分化越差，对激素的依赖性越低，可帮助选择治疗方案。进一步Spearman相关分析显示，ER和PR成正相关，与杜璟等[6-7]的报道一致。
GST-π主要与烷化剂和蒽环类药物的耐药有关。本实验中，GST-π蛋白的表达强度与组织学分级显著相关，而与年龄、肿瘤大小以及淋巴结转移差异无显著性。GST-π与ER、PR的表达无相关性，这与李占文等[8]报道的文献一致，但也有文献报道与此不一致[9-10]，尚待进一步探讨。
Topo Ⅱ已经成为很多化疗药物的靶点，细胞Topo Ⅱ水平影响Topo Ⅱ抑制剂的抗肿瘤活性。本研究结果显示Topo Ⅱ的表达强度与组织学分级和淋巴结转移差异有显著性，提示在肿瘤的耐药和转移中Topo Ⅱ发挥了重要作用。
P-gP能排除细胞内高脂溶性和疏水性化疗药物，使细胞内药物浓度始终维持于低水平，细胞由此获得耐药性[11]。P-gP表达水平与耐药程度成正相关[12-13]。本研究结果显示，P-gP的表达与GST、Topo Ⅱ无相关性，与邓再兴等[14]报道的文献一致。但也有文献与本研究结果不一致[15]。
综上所述，ER、PR、GST-π、P-gP、Topo Ⅱ与乳腺癌的发生、发展、临床治疗以及预后密切相关。联合检测乳腺癌组织中ER、PR、GST-π、P-gP、Topo Ⅱ的表达强度，并结合患者的临床资料，有助于制订乳腺癌的治疗方案和判断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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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8-11-12 本文编辑：祁海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