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野，是中国历史的基点，也是中国文化的源泉和基点。中国最原始的的民间传说以及中国文学的胚胎《诗经》，都分娩在游云茫茫的广袤原野，或夕晖晨照的阡陌和渔火飘曳的村落与乡间。无论是游子情愫中那一缕乡土的温热，还是耕作时被汗水濡湿的那一种生活的冰凉，无论是贫瘠得寸草难生，还是我们期颐的水美草肥，中国的每一粒泥土，都早已网结满了文学的因子。华丽的汉赋、飘逸的唐诗、婉约的宋词，不管它们是北飞的雁阵，还是宁静的秋月凝霜，不管它们是雄浑的大漠孤烟，还是清幽的小桥流水人家，它们的鸟巢，都是那一把灼热而苍凉的乡土。中国的文学，数千年来，一直飘飘摇摇地虔诚地守望着我们自己的乡土，赋予乡土以乡愁、乡望、乡思，可以说，乡土，一直是中国文学数千年来烛火不熄的闪亮主题，是中国人灵魂的一抹浑浊却温暖的烛光。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作家们更是以自觉或不自觉的艺术情怀关注和一往情深地守望着他们自己在工业文明中渐行渐远的那一把乡土，南阳散文作家孙青松便是其中的一个。出生在绿皮火车和“铁牛”中国时代的孙青松，是在春天的草长莺飞和秋天的原野披金中长大的，是在瓜棚豆架和春种秋收中长大的，是随着乡村飘逸的炊烟和夏夜明明灭灭的萤火长大的，是聆听着乡村的鸡鸣犬吠和牛羊的和鸣长大的，是在温热的一浪一浪泥土和一季一季的收割和零距离的劳作中长大的，农耕文明的尾光撒满了他童年、少年记忆的星河。在中国工业文明开始灼痛农耕文明的这个时代里，孙青松们的乡村情感也被推到了一个灼痛带上，曾经春绿秋黄的乡野阡陌，在一亩一亩地膻变成一个一个生产机器声的工厂，曾经的炊烟袅袅，在嬗变成一团一团的工业粉尘，曾经乡村的鸡鸣犬吠，在嬗变为人去楼空的老屋荒庭，曾经的乡村腥香与暖冽，正在充斥着越来越浓的工业和化学气息。这种强烈的嬗变尖锐地灼痛着孙青松们的乡村记忆，灼痛着孙青松们的故乡情愫和血液深处的农耕情节，于是，一大批的散文作家自觉或不自觉地拿起笔来，在文学刊物和大大小小的报纸副刊上为渐行渐远的中国农耕生活写真，给自己用文字还原起一片又一片的记忆与情感家园。但许许多多的乡土散文只是一种苍白的白描，只是一种肤浅的写真，只是一声随风而逝的轻飘喟叹，而孙青松不同，孙青松的乡土散文和他们有三个显著不同的明显胎质：
悲悯情怀决定了孙青松乡土散文的厚度与深度。一个作家悲天悯人的情怀有多大，他的创作深度和厚度就有多大。一个人的灵魂如果没有悲悯，他就丢失了对这个世界和社会的热忱与激情。你悲悯一棵庄稼，一棵庄稼就会向你昭示它与自然与劳作的神秘关联，你悲悯一棵草，它就能从尘埃之下，给你绽出一朵暖心暖神的花朵来。你悲悯一个人，这个人就会让你发现另一个世界。我们的许多散文，缺少的不是情感，而是悲悯。许多人把自己占据在俯瞰一切的道德高度上，他们用俯视的目光去扫描生命和世界，他们看到的不过是生命的影像和世界的背影，而不是世界的具象和命运的本质，他们也悲悯了，但他们的悲悯空洞而抽象，没有用灵魂悲悯的纯粹与温度。我们的手如果不敢同一双粘满泥巴的糙手去紧紧相握，我们能真切体味到另一个生命的热情与悲凉吗？体味不到别人的温暖与悲凉，我们如何去产生对人对物的真切悲悯？悲悯不需要听诊器，悲悯需要零距离，悲悯需要心挨着心，需要魂贴着魂。孙青松的悲悯就是紧贴着他的故乡的，他的《耕牛咏叹》，如果不是他的童年少年和耕牛形影相吊和朝夕相处，他就写不出这些充满温度和质感的文字。他悲悯纤夫一样拉动数千年华夏农耕文明的耕牛，也悲悯这个时代被注入了瘦肉精、三聚氰胺的肉牛和奶牛，他悲悯人与动物情感的流逝，也悲悯物质时代里道德的沦丧。青松悲悯乡野的落叶，悲悯寒冬的麦禾，悲悯秋去春来的飞燕，悲悯在风雨中飘飘摇摇的鸟巢，他悲悯冬天枝桠的寂寞与苍凉，也悲悯故乡的日渐沉寂与颓废。起自灵魂深处的悲悯，让他的文章多了一份真诚与沉实，也让他的散文有了一种厚度与深度。
灼痛感决定了孙青松乡土散文的时代价值与意义。心灵和社会从来就是一个既相融又撕裂的矛盾体，文学也是，它既向人们展示对过去时光的无比眷恋，又向人们体现对未来岁月追寻的决绝。在眷恋与诀别中，无奈、惋叹、徘徊以及疼痛的种种灵魂情愫分娩了。中国的传统文学，多的是对过往春花秋月式的哀寄与伤感，多的是对过往辗转反侧式的彷徨与惆怅。自“五四”以来，鲁迅以“闰土”的文学形象开拓了对中国国民根性“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自我自省与批判，这是文学从温情到灼痛的尝试与开拓。继承鲁迅先生这种文学遗风的中国作家有两个，一个是南阳人，另一个也是南阳人。一个是西峡的已故作家乔典运，一个是我们的周同宾老师。乔典运是以小说的方式在继承，同宾老师是在以散文的文体在继承。同宾老师的皇天后土系列，通过近百个乡村人物的雕塑，让读者产生了一次又一次的心灵灼痛，正是这种痛彻肺腑的灵魂灼痛，让我们认识到了自己的根，也让读者记住了南阳的散文大家周同宾。而孙青松的乡土散文，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开始继承着周同宾老师，孙青松的《空心村》、《渐行渐远的故乡》、《故乡的瓦房》、《失落的老沟》等都给人制造出了心灵的灼痛感。在这个农耕文明和工业花社会的时代过渡期，孙青松关注着自己故乡的日见人稀，关注着自己故园鸡鸣犬吠的衰落，他为乡亲们的抛家舍田惋惜，也为家园的式微痛心，在时代的嬗变里，他用自己的笔触不断测试着农耕文明和工业文明切割带的断裂脉管，让我们从字里行间感触到了文明过度期的中国乡村的灼痛，这种灼痛，让孙青松的乡土散文具有了时代的意义，同时，也具有了文学和社会的价值。
朴素的诗意决定了孙青松乡土散文的文学美感与质地。文学，是心灵对美的追寻，是对美的一种重塑。语言，是文学的载体。“诗到语言止”，没有充满美感和诗意的语言，文学就没有了赖以生产的原料。每一个小说家、每一个散文家都是一个出色的诗人，尤其是散文写作者，更应该是一个充满诗心的人，他只是没有把自己的作品分行而已。只有拥有了一颗满含诗意的灵魂，他才能从尘土中发现黄金的光芒，他才能从炊烟中发现生活的美好，他才能从世俗万象中发现自然之美与生命之美。朱自清的《荷塘月色》因为语言的诗意，才使我们阅读的心灵洒落了一片一片如霜的静静月华;东山魁夷的《听泉》因为氛围的诗意，才使我们仿佛谛听到了时光之泉或生命之泉的汨汨清淌;董桥的《从前》因为诗意的散淡，才使我们不知不觉就氤温进了他的那一些温暖而宁静的老时光里。农耕文明的田园牧歌式生活是饱含诗意的，一枚草叶上的跳跃露珠，一行和白云竟飞的白鹭，一叶被白浪染白的船帆，乡土给了我们诗意的文学基因，但在我们的乡土散文创作中，许多的人却把这些优美的基因变异了，他们只是抒情鸡蛋的美味，却忽略了鸡鸣的动听和鸡群觅食的步态优雅，他们只沉醉于五谷的醇香，却忘却了稻花的弥漫与芬芳，他们只叹息乡间小路的曲折和泥泞，却遗忘了小路的温润与静幽，仿佛集体患了对乡土诗意的遗忘症。仿佛谁还没有从乡土的诗意中醒过来，谁就是农耕文明的前世遗老，谁的文字还浸淫在乡土的诗意中，谁就远离了我们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但孙青松没有，孙青松还在对他的故乡做着诗意的表述。在《故乡的瓦房》中，他画意地描述：“纵横交错的瓦缝，犹如金帛上有条不紊的缕。褐色的瓦松，削尖脑袋拼命钻出瓦缝，亭亭站立成守望四季的小松林。”在对檐雨的诉说中，孙青松诗意地说：“秋天，锥雨绵绵，瓦房屋檐滴水细水长流，冷风中斜织成质地稀疏的雨帘，飘摇出一帘幽梦。”在《温馨的土路》中，孙青松这样描述荷禾在肩：“远处山道上的挑夫，是我眼中流动的景点。挑夫肩上的桑木扁担，犹如大雁飞翔着的双翅，有节奏地闪动着。一个挑夫是一个离群的孤雁，他间或的号子，在山谷回向，有燕叫的凄凉;一队挑夫是一行雁阵，井然有序地飞行，有望断南飞雁的忧伤。”这些似诗非诗的语境，还原给了孙青松乡土散文的乡野诗意，让他的乡土散文洋溢着诗意的美感，同时，也赋予了他乡土散文朴素而诗意的艺术魅力。
同孙青松一样，我们一起生活在中国农耕文明和工业文明的过度时代，我们农耕的原野、抚育我们的乡土田园，正在经历着我们无法想象的嬗变，正在经历着种种我们无法预知的灼痛。我们村庄已经风风雨雨了几千年的古树，被城市买走了，我们村庄赖以自豪的最漂亮或最丑陋的石头被城市买走了。我们的麦田，现在正拔节成一座一座的工厂，我们的蓝天，正在被工业的雾霾涂抹，我们的父老乡亲，这些曾经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地道农民，他们正在蜕变成一群南来北去的候鸟，许多人已经没有了自己的故乡。种种工业化的冲击，不仅仅是呈现在我们目光所观察的表象上，更多的是触及在我们的乡土情感中。这种冲击或许要我们几代人去承受，因此，对农耕生活和田园生活的徘徊与回首，或许是我们许多作家今后很长一段时间要选择的主题。农耕时代的田园牧歌，只有我们能贴近每一粒泥土的温热才能写得出，只有我们能体会到一棵草的张扬与衰枯才能写得出，只有我们能够真正把自己视为一个粘满泥土腥香的农耕后裔才能写得出。这是孙青松乡土散文给予我的写作警醒与启示。
乡野是辽阔的，乡土是温馨的，乡情是醇浓的，愿青松立足于自己的乡土，走出一条更阔更远的散文创作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