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中国传统文化，人们首先会想到儒学、道学和中国化的佛学。但这远远不够，还有比儒、道、佛影响更大、更深而且起主导作用的文化形态，那就是官学。说得准确一点，应该叫做官本学或帝王学。这门大学问，做得说不得。因为内容和形式正相反：做的是強盗肮脏，说的却是仁义堂皇。庄子在两千多年前就看得透彻：“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清代儒者李宗吾把帝王学命名为厚黑学，真是恰如其分，入木三分。
在中国传统的历史观中，似乎有人类历史就有帝王。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是司马迁的《史记》。《史记·夏本纪》之前有《五帝本纪》。明代李廷机编撰的历史启蒙读物《五字鉴》，开篇就是：“乾坤初开张，天地人三皇。”清代吴乘权编纂的《纲鉴易知录》，《五帝纪》之前又增加《三皇纪〉，《三皇纪》之首是开天辟地的盘古氏，传说中的有巢氏、燧人氏都成了帝王。这样一来，帝王治国的制度，有人类就有了，天经地义。
事实上，原始社会没有国家，当然也没有帝王，更不会有至上神——上帝。传说中的尧，“无三夫之分”，过着普通部落成员的生活，“茅茨不翦，采椽不斫，粝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舜“无咫尺之地”，“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其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几希”。禹“薄衣食”，“操橐耜”，“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躬亲为民行劳苦”，“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
大约公元前21世纪，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出现了最早的国家——夏朝，第一个国家的君主是禹的儿子启。农业社会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是土地，君是古代占有土地统治者的通称，是人民的主人。国家的君主与部落联盟首领有本质的区别，后者是社会公仆，前者是社会主人；后者是为社会成员即人民服务的，前者则是把人民变为自己的奴隶，成为人民的主人、人民的统治者和压迫者。恩格斯指出：国家的基本特征是把公职人员、“社会公仆”、社会机关变为社会的主人。列宁说：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暴力机器。中国从夏朝至清朝，总共约四千年，是奴隶制国家与封建制国家，君主称王、皇帝，都是官本位国家。略有不同的是，夏、商两朝国家规模较小，西周为等级君主制，秦以后为专制君主制。相同的是，君主是最高最大的官。在专制君主制下，除皇帝一人外，其他所有的官，包括宰相、太子、皇后等，在人民面前是官、是主子，在皇帝面前则都是奴才。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正史”中，唯有帝王的传记称为“本纪”，意为帝王是国家之主，国家之本。官本位的核心、本质是帝王本位。官本位是四千年古代中国的基本体制，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方面。在这种体制下，一切政治权力归帝王及其所属官吏所有，人民无丝毫权利；以土地为主的生产资料的最高所有权归帝王为代表的国家所有，人民没有财产权，连自己的生命权也没有；帝王实行文化专制，帝王的意志、思想、言论就是“真理”，人民无任何思想、言论自由。这种体制被看成天经地义，神圣不可侵犯，不可改变。这种体制的完备，统治时间之长，在世界历史上是仅有的。直至20世纪初，在西方资本帝囯主义的冲击下，在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性质的辛亥革命风暴中，才最终退出历史舞台，建立了中华民国。这是中国四千年来最伟大的变革，是官本位到民本位的深刻变革。孙中山在得知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致电各省都督说：“今日代表选举，乃认文为公仆。”宣誓就职后，发布《临时大总统宣言书》，提出临时政府的任务是：“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以达革命之宗旨。”但是，不幸的是，中华民国政权很快落入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新军阀之手，官本位之魂穿上民国新衣复活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以帝王为核心的政治体制和以帝王为最高地主的封建经济体制都被革命彻底清除了，但官本位的文化流毒却远远没有得到清理和肃清，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如果不认真吸取教训，追根溯源，进行艰巨的改革，真正确立民本位体制，保障社会主人的各种权利，从上到下的国家工作人员名副其实地站到人民公仆的位置，建立以民为本、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国家，那后果就不堪设想，苏联的解体就是前车之鉴。
社会主义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虽然仍叫国家，但已经不是那种社会公仆蜕变为社会主人、人民沦为奴隶无丝毫权利的官本位国家，国家工作人员不再是官而是人民公仆的新型国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非常重视新旧国家的根本区别，提出了科学的系统的国家理论。1872年，马克思、恩格斯在为德文版《共产党宣言》写的《序言》中说：“特别是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里所说的“公社”，是指一年前法国无产阶级建立的“巴黎公社”，“现成的国家机器”，是指一切剥削阶级建立的旧的国家机器。俄国十月革命前夕，列宁写作《国家与革命》一书，全面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其中特别强调马、恩《序言》中的光辉思想。列宁在用马、恩上述那段话之后，紧接着写道：“这段引文中单引号内的话，是两位作者从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一书中借用来的。总之，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巴黎公社的这个基本的主要的教训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所以他们把这一点加进《共产党宣言》，作为重要的修改。非常值得注意的正是这个重要的修改被机会主义者歪曲了。《共产党宣言》的读者，大概有十分之九，甚至有百分之九十九是不了解这个修改所包含的意思的”。“马克思的意思是说工人阶级应当打碎、摧毁现成的国家机器，而不是简单地夺取这个机器”。“正是在这特别明显的一点上，也许是国家问题的最重要的一点上，人们把马克思的教训忘得干干净净！”用什么东西来代替被打碎的国家机器呢？那就是“巴黎公社原则”。列宁说：“恩格斯一再指出，不仅在君主国，而且在民主共和国，国家依然是国家，也就是仍然保留着它的基本特征：把公职人员、社会公仆、社会机关，变为社会的主人。”列宁引用恩格斯的话说：“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的主人——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采取了两个正确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列宁进一步指出，实行巴黎公社原则，是“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桥梁”，“如果不在某种程度上回复到原始的民主制度，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十月革命后，列宁以身作则严格实行巴黎公社原则。但从斯大林开始，不再执行巴黎公社原则，沙俄帝制的阴魂借“社会主义”的躯体复活，逐渐形成政治权力、经济利益、真理三垄断的体制和凌驾于人民之上的官僚特权阶层，社会主义蜕变为社会帝国主义，结果在74年之后轰然倒塌。前车之鉴，并不遥远。
官的本质是什么？庄子看得最清楚：挂着仁义招牌的窃国大盗。其特点，一是没有人性，只有兽性。对此，马克思指出：“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并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二是毫无道德可言，为人不过是厚脸皮、黑心肠而已（李宗吾的概括）。这伙强盗凭借暴力把全国人民的土地占为己有，并用政治經济权力把人民沦为自己的奴隶。这样的文化观念在西周已清晰地表达出来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秦始皇称帝后，更用刻石昭告天下：“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史记》）帝王成了全国最大的地主。在农业社会，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谁掌握了土地的所有权、管理权，谁就掌握了国家的政治权力。官本位的体制，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帝王的统治对象是农奴，特别是个体小农；而个体小农又恰恰是专制皇权的社会基础。马克思说：“（个体小农）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历史就是这样的滑稽与无奈，脆弱、单纯、善良而又愚昧的个体小农，竟然幻想窃国大盗来代表、保护他们的利益，赐给他们阳光雨露。
在奴隶制和封建制时期，不仅生产力低下，文化科学水平也非常落后，原始宗教与迷信盛行。在原始社会，人们不懂得生育的道理，以为人是动物或植物的精灵（图腾）进入母体所生，因而每个氏族都有自己的图腾，图腾就是对祖先神的迷信与崇拜。但原始社会既没有国家的君主，也没有至高无上的至上神（上帝）。恩格斯说：“没有统一的君主，就绝不会出现统一的神。”中国国家产生以后，有了称王的君主，同时就出现了至上神——帝（天）。君王为了强化自己的权力，给自己的权力罩上神圣的外衣，于是就有了王自帝出或君权天命的观念。商朝后裔歌颂始祖的史诗有这样的诗句：“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西周君王称“天子”。《诗经》：“明明天子，令闻不已。”《礼记》：“天子堂高九尺，诸侯七尺。”春秋战国时期，王权衰落，诸侯兼并，征战不息，人心思定，各族人民怀念上古时代优秀的氏族部落首领，如尧、舜、黄帝、神农、伏羲等，尊他们为皇、为帝，因而有三皇五帝的传说。秦始皇用武力兼并群雄，统一中国，自恃功高盖世，令群臣议改国君称号，结果“采上古位号，号曰皇帝。”“皇”、“帝”原是当时流行的各族人民心目中至上神的不同称号，秦始皇自我集于一身，自命为最高的神。这样一来，帝王成了至上神，神权统一于君权，君权被神圣化。这是中国帝王制度不同于西欧的一大特点。西欧神权独立于皇权，教皇凌驾于君皇之上，对君权起着制约的作用。中国皇权就是神权，皇帝诏令是“奉天承运”，皇帝的话是金口玉言，全都是“圣旨”，不能议论，不能非议，更不能“违旨”、“抗旨”，连“腹诽”也是死罪。“诽谤”在原始社会原是指如实批评首领过失之意，秦以后成了杀头重罪。
中国从秦始皇开始，建立起以专制皇权为核心的官本位制度体系。真正意义的官，实际上只有一个人，就是皇帝。其他的官，包括宰相、将军，甚至皇后、太子，在庶民百姓面前是官，在皇帝面前不过是连人身、生命权都没有的奴才。从《汉书》开始，在历代正史中，多有《百官志》或《职官志》，全面系统地记载各个朝代的官制。但是所谓官制，皇帝不在其中。皇帝有哪些职权？如何行使？对皇帝有哪些制度约束？连一个字也没有。因此，历代职官制度，应该叫做官僚制度，是皇帝管理、制约官僚的制度。皇帝即国家，皇帝即制度。为了实施和维护皇帝的权力，皇帝需要用制度管理奴才，而皇帝本身能受谁管理呢？皇帝在皇天之下，百官万民之上，为所欲为，不受任何制约。西汉官僚鲍宣道出了皇权的真相：“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为皇天子，下为黎庶父母，为天牧养元元（百姓）。”皇帝是皇天（至上神）之子，替天行道，本身也是神，至尊无比。皇帝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不同凡庶，有特殊的称谓：皇帝命为“制”，令为“诏”，自称“朕”，所居为“宫”，所食为“膳”，所至为“幸”，妻为“后”，妾为“妃”，死为“崩”，墓为“陵”，等等。一切功劳都归于皇帝，一切罪过都归于臣民。“皇上圣明”、“皇恩浩荡”、“谢主隆恩”、“臣罪当诛”、“昧死”、“奴才”，等等，是官僚们挂在嘴边的口头语。以皇权为核心的官僚制度，复杂多变，但围绕一个轴心不变，这个轴心就是皇权的巩固和运转。经过两千多年的检验与调整，至明清时期，已非常成熟与僵化。马克思对专制体制的本质有深刻的认识：“君主政体的原则总的说来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君主政体、专制制度和暴政是同一概念的不同说法。哪里君主制的原则是天经地义的，哪里就根本没有人了”。中国是人学的故乡，儒、道是人学的基本理论，创建于春秋战国大动荡时期，那时没有统一的君主，学术自由，百家争鸣。高度集权的专制皇帝出现以后，必然导致暴政。秦始皇在实施严刑酷法的同时，大搞“焚书坑儒”，消灭文化和它的载体——儒生（当时的知识分子）。秦始皇的暴政激起农民的强烈反抗，秦帝国迅速土崩瓦解。汉武帝吸取秦亡的教训，改变统治策略，对儒学与儒生由消灭改为利用，以“独尊”为名，行奴化之实。他视儒生如鸡犬，稍不合意，动辄杀戮。史书记述：“上（指汉武帝）招延士大夫，常如不足；然性严峻，虽素所爱信者，小有犯法，辄按诛之。汲黯谏曰：陛下求贤甚劳，未尽其用，辄已杀之。以有限之士，恣无已之诛，臣恐天下贤才将尽，陛下谁与共为治乎！上（汉武帝）曰：何世无才，患人不能识之耳。且才，犹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肯尽用，与无才异，不杀何施！”在皇权专制的天下，一切权力归于皇帝，不仅土地、山林、河流为皇帝专有，连天下所有皇帝以外的人都归皇帝所有，皇帝或作为有用之器加以利用，或废弃杀掉。在皇权专制社会，皇帝以外所有的人都没有受法律保护的人身权、财产权。对皇帝的滥杀无辜、草菅人命的行为，不能非议，否则就是对皇帝的不敬、诽谤，从而被打成罪犯。在皇权专制时代，皇帝是神，其他所有的人都是皇帝的奴仆、奴才，不成其为人，或想做人而不可得。中国古代四千多年的官本位社会，特別是秦以后的皇帝专制社会，从未有过民本位即民主的观念。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主”是官为民作主之意，与“君主”竟是同义词。《汉语大词典》“民主”：“民之主宰者。旧多指帝王、君主。”官本位是奴隶制国家和封建制国家的主导文化、强势文化。秦以后，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传统文化，受到皇权的摧残、改造、奴化以后，保存、强化糟粕，阉割、扭曲精华，使之成为维护皇权的统治术。“官本位”是一种文化，更是一门大学问，这门大学问的恰当名称应该叫帝王学，俗称“厚黑学”。
在中国的老百姓当中，在知识分子中，帝王神圣、官贵民贱的观念心态几乎遍及每一个人，升官发财几乎成为每个人的“理想”。中华民国以来，官本位的政治体制不存在了，但官本位的思想意识远没有肃清，即使进入21世纪，官本位的癌细胞仍然潜藏在某些“公务员”（“公仆”）的机体里，特权、腐败就是这种癌细胞滋生、扩散的恶果。官本位文化不需学习，不需修炼，权力与私欲特别是贪欲相结合，癌细胞就自然生成了。这种癌细胞如果任其滋长、扩散，进而与西方引进的资本位融合，那就足以亡国亡党，而政治体制改革则只能停留在善良的空想。
从四千年的官本位体制改变为民本位、人本位体制，是一场真正意义的革命，是一项艰巨浩大的政治、文化工程。在这方面，中国已经取得划时代的可喜进步，但前面的路还很长，需要全党全国人民继续努力。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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