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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原始社会末期，水患严重威胁人类。大禹接受治水任务，多方协调，努力治水，取得成功。在大禹治水过程中，他按地域划分国民，社会组织与管理能力得到进一步增强，建立了国家暴力机关。完善了法律，个人权威得到增强，促进了中国国家的形成，为夏商周三代的文明发展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大禹；治水；国家起源
[作者简介]李岩，丽水学院文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浙江丽水323000
[中图分类号]K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1)10-0004-04
关于国家起源的学说可谓多矣，每个国家都有其形成的途径，但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和程度，都必定要向国家这一文明的社会形态过渡，这是社会历史发展的趋势与必然。至于具体何时和如何去过渡。则要看具体情况。这种社会形态的转变有时候是具有偶然性的，这种偶然性的出现往往与推动这次转变在这次重大历史事件中密切相关的历史人物有关系，大禹治水正是我国历史上由氏族社会向国家形态转变的重要历史事件，大禹就是这个最重要的历史人物。
大禹是中国古代最富传奇色彩的帝王，其丰功伟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其治理水患，赢得人们的赞誉和威望；二是其征伐三苗，稳固了社会和领导层的统治，奠定了中国最早的领土版图，而这两者。都直接产生了一个结果，即推动了中国国家的形成。两者中最为重要者当属治水，大禹在治水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按照地域划分国民，形成了社会的组织管理机构，提高组织管理能力，建立了监狱。逐步完善了法律，同时，在这一系列的过程中。大禹本人的权力和威望大大增强，促进了国家的形成。
一、大禹治水
大禹治水的故事家喻户晓。根据传说和文献记载，大禹时期，我国确实发生了较长时期的洪水灾害，“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舜之时，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禹之时，十年九潦”。“禹七年水”等等。这些洪水使先民的生产和家园都遭到了很大破坏，所谓“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人民荡析离居，到了“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的境地。
大禹为拯救人民于水火之中，接受重托，治理洪水，造福人民。众所周知，大禹是在其父鲧治水无果而被处死的情况下，仍然接受治水的任务，从事他父亲鲧所未能完成的治水工程。并努力为之的。可以想象，大禹在父亲鲧被舜杀掉后，其本人和所属的部落必然心情不快。内部必然有不同声音，但是据《吕氏春秋·行论》记载，大禹自己却是“禹不敢怨，而反事之，官为司空。以通水潦，颜色黧黑。步不相过，窍气不通，以中帝心。”说明他对待此事能够韬光养晦，因为他深知，怨恨很可能会给自己和所在部族带来灾难。
大禹在其父鲧被杀之后还能被委以重任。表明禹及其所在的部落在治水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经验才干。这种能力反映在他治水之时善于总结前人经验教训，对治水方法进行改进方面。早年，其父鲧用“郭”和“堙”的办法治水。把注意力放于自己的部落组织之内，修坝筑坎，以邻国为壑，结果是功用不成，水害不息。《国语·周语下》记载，禹创造了“疏川导滞”、“会通四海”的疏导方法。孔传《洪范》“彝伦攸叙”谓：“天与禹洛出书，神龟负文而出，列于背，有数至于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类，常道所以次叙。”《史记》记载大禹治水所用的新方法是：“致费于沟淢。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檋。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力道，陂九泽，度九山”。王嘉《拾遗记》也有类似载：“禹尽力沟洫，导川夷岳。黄龙曳尾于前，玄龟负青泥于后，玄龟河精之使者也，龟颔下有印，文皆古篆，字作九州山川之字。禹所穿凿之处皆以青泥封记其所，使玄龟印其上。今人聚土为界，此之遗象也”。说明禹治水平土划定九州是遵《洛书》“九畴”的指点而成，这虽然是一种神话，但是我们从中感到大禹是利用比较合乎科学的方法治理当时水患。
为了治水，大禹个人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先秦文献多有记载。大禹自称“娶于涂山，辛王癸甲，启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极尽心血。《庄子·天下》也说：“禹亲操橐耜而九(鸠)杂天下之川，腓无胧，胫无毛。”《诗经·文王有声》：“丰水东注，维禹之绩。”《信南山》：“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殷武》也说：“人命多辟，设都于禹之绩。”较晚的《逸周书·商誓》也有：“在昔后稷，惟上帝之言克播百谷。登禹之绩”的说法。孔子说他能够“尽力乎沟恤”，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里也对大禹给予高度评价：“禹为人敏给克勤，其德不违，其仁可亲，其言可信。”“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官室”，都体现出大禹治水亲力而为，兢兢业业的敬业精神，使得治水得以成功。
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来分析，如此浩大的治水工程，绝非个人或者一个部族之力所能完成的，与禹共同治理洪水的应该还有许多部族，他们之间虽然不乏部落之间相互联合的性质，但整个治水工程关乎全天下人的利益，需要一个人去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去说服他们。
大禹除了其身体力行以外，还协调自己部落内部各个组成要素的相互关系，使自己部落一致努力治水，同时。大禹也需要协调整个部落联盟以及与帝舜之间的复杂关系。《韩非子·十过篇》中记有关于彩色漆器的一件事情，可以看出大禹的沟通能力和智慧：“尧禅天下，虞舜受之，作为食器，斩山木而财(裁)之，削锯修其迹，流漆墨其上。输之于宫。以为食器。诸侯以为益侈，国之不服者十三。舜禅天下而传之于禹，禹作为祭器，墨漆其外，而朱画其内。”舜时，管理山川的益砍伐树木制作彩色漆器，拿到宫中使用，受到诸侯国的批评。诸侯认为他奢侈，不服气的有十分之三。大禹将漆器里面画成红色，作为祭器，才平息了矛盾。这表现出大禹具有比较成熟的政治智慧能够协调各方力量，利用技巧平和各种关系，同时建立自己的威信。《史记·秦本纪》载：“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与禹平水土。”就是各部落联合治水的例证。
二、大禹治水与中国国家的起源
治水仰赖统一国家，而统一国家又促进了治水的成功，大禹治水与中国国家的形成正是如此的相互促进的关系。大禹在治水过程中自然的将国民按照地域来划分。社会的组织管理能力得以增强，国家机构逐渐建立，为中国国家的最终形成打下了基石。
1 按地域划分国民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指出：“国家和旧的氏族组织不同的地方，第一点就是它按地域来划分他的国民”。据历史文献记载，大禹时期我国可谓万国林立，也就是《吕氏春秋·用民》所载的“当禹之时，天下万国，至于汤而三千余国”。
大禹之父鲧治水之所以失败。乃是因为他没有打破当时氏族血缘关系的藩篱，其治水只是在自己的部落范围内“以邻为壑”，最终造成了“壅防
百川”。为了更好地治理洪水，造福百姓，大禹在治水的过程中将全国众多的邦国按照地域划为九州，即《左传-襄公四年》中所谓的“茫茫禹迹。划为九州，经启九道”，这在考古发现中得到了印证，近年来出土发现的遂公须就有关于大禹治水划定天下的记载，遂公须的第一句就是“天命禹敷土”，对于这一句有很多理解，笔者比较赞同李零先生的观点：“上天授命禹，让他来部署和规划天下的领土”，亦即实行区域管理与统治。
大禹在治水过程中。社会组织与管理的能力得到进一步增强。据文献记载，尧、舜、禹时期的百官制度已经形成，划分了九州之后，大禹又任命了九个地方行政长官“州牧”进行管理。同时，大禹还把夏邑作为统治中心。按地区的不同部署原有部落，此时的部落联盟统治已经由氏族公社那种靠血缘纽带来维系，逐渐变为按居住地区组织居民。亦即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转变的完成，而这正是国家形成的标志之一。
2 官僚系统的建立
治理全国水患的工程极其浩大，可以想见当时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去治理泛滥的洪水。需要复杂的组织管理才能够成功。大禹治水过程中按地域划分国民后，建立相应的官僚系统进行管理。其实早在尧舜时期，官僚系统已经初步成型，《尚书·周书》云：“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内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孔安国传：“尧、舜考古，以建百官。内置百揆、四岳，象天之有五行，外置州牧十二及五国之长。上下相维，外内咸治。”对此，孔颖达疏云：“唐尧、虞舜考行古道，立官惟数止一百也。内有百揆、四岳者，百揆，揆度百事，为群官之首，立一人也；四岳，内典四时之政，外主方岳之事，立四人也。外有州牧、侯伯，牧，一州之长；侯伯五国之长，各监其所部之国。外内置官，各有所掌，众政惟以协和。万邦所以皆安也。”这些文献资料说明，尧舜时代的百官各有所司，职责已经相当明确。据记载。帝舜即位初，要让位给尧帝的儿子丹朱，但是，百官不去拜丹朱而去拜帝舜，跟随帝舜来到今天浙江上虞市政府驻地——百官镇，这也是该地百官镇名称的由来。
到了大禹时期，“由于禹治水引起氏族部落的大融合，公共事务的管理日趋重要。各种官吏便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大禹在治水的过程中，为了更好地治理洪水，在舜的基础上逐步构建完善各种组织机构，并使之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大禹在帝舜时期是负责平治水土的“司空”，兼任总摄联盟内各项具体事务的“百揆”。接受治水的任务后，先后任用契、后稷等部落酋长协助治水事务，《史记·夏本记》：“令益予艄庶稻，可种卑湿。命后稷予梢庶难得之食。食少，调有余相给，以均诸侯。禹乃行相地宜所有以贡，及山川之便利。”后来又邀请了伯益参加治水。这里，契就是商族的始祖，在当时部落联盟中，是担任掌管教化的司徒；后稷是周族的始祖，担任农官；皋陶是少吴氏，担任法官。所以，《左传，昭公六年》说：“夏后氏官百”，说明大禹时期官僚机构已成规模。《大禹谟》亦说大禹：“率百官若帝之初”，说明大禹时期已经有了百官的组织。
对官吏还定期进行考核并根据考核结果进行奖惩。《尚书-大传》云：“《书》日：‘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其训日，三岁而小考者，正职而行事也，九岁而大考者，黜无职而赏有功也。”说明当时的官员任期可能为九年，每三年考核一次称为“小考”，九年任职期满进行“大考”。大考成绩优秀者得以升迁。否则就要降职甚至受到严厉的处罚。譬如，鲧因九年治水无功而被杀，而禹却以治水之功而成为继舜之后统治天下的君主。
2005年在山西襄汾陶寺镇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天文观象台遗址——陶寺观象台。不但是考古学史的重大发现，也是天文学史的重大发现，同时使尧、舜、禹时期的百官制度、尤其是主管天文历法的官员存在得到考古资料的证实。
3 强有力的国家政权
(1)法律的逐渐成型
同时，大禹治水过程中，为了更好地管理各部族，还在虞舜时期就已经创制出的法律制度的基础上，又制定了相关的法律制度，并切实实行。《史记·夏本纪》：“皋陶于是敬禹之德，令民皆则禹。不如言，刑从之。”《吕氏春秋·离俗览·用民》：“夏有乱政，而作禹刑”，法律和刑罚的制定，这都是国家正式形成的体现。
这时的税法也出现了，《史记夏本纪》：“禹乃行相地宜所有以贡及山川之便利”，这是早期税收的征收资料，也可以算作是我国乃至世界上早期的税法。
(2)部落联盟的威望和权威加大
《左传·哀公七年》记载：“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这里的万国就是学界所说的酋邦，这个在酋邦时代，也是万国林立时期。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或者威望极高的统治者和政权来组织。
大禹治水成功为人们带来福祉的同时。大禹的个人权威日益形成。表现为可以随时杀戮部落联盟的首领。古籍有两处记载大禹杀戮部落首领的例子，《国语·鲁语下》：“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禹在会稽大会诸侯之时，防风氏部落的首领因迟到被大禹当场杀掉：再有，《山海经·大荒北经》：“共工臣名日相繇……禹湮洪水，杀相繇。”足见禹的权势远远超越了其它部落首领。而且部落联盟首脑权力日益膨胀，已非普通意义上的部落首领，由此不难看出，大禹的确具有很强大的个人权威。以至到夏禹以后禅让转为世袭，标志着原始公社的解体和国家的诞生。
(3)国家统治中心——都城的出现
都城是国家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二里头宫殿遗址及登封古阳城遗址的出现，则是国家政权形成的重要标志，是夏代建立的重要证据。20世纪后半叶与21世纪之初，在河南省登封市告成镇的王城岗遗址，先后发现了两座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小城与一座大城，根据碳十四测定的城址年代数据，结合历史文献记载，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马世之先生认为。王城岗小城为鲧作之城与禹避舜子商均所居的阳城。王城岗大城则是禹都阳城。目前，关于禹都阳城的观点已经得到学术界公认，著名考古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曹定云先生在“2008中国登封·中国大禹文化研讨会”上指出，经过几十年的考古工作，解决了三个问题，第一禹都阳城在河南登封，第二王城岗大城的年代问题，第三王城岗小城是被洪水冲毁的。继安金槐先生主持王城岗考古发掘的方燕明先生根据考古发掘成果，认为王城岗一期是崇伯鲧的都城，王城岗二三期是大禹的都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马世之也持同样的观点。
(4)金属工具的出现与使用
从生产力发展水平看，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被认为含有夏代文化遗迹的堆积层里，发现有石斧、石镰、石刀、石铲，以及各种蚌器和骨器，另外还有铜镞、铜锥、铜凿等红铜器及青铜器出土，表明夏代已进入“铜石并用”时期，这样又验证了《左传·桓公二年》《墨子·耕柱篇》等关于夏铸“九鼎”的传说是有一定依据的。《越绝书》卷十一中记载。夏代“以铜为兵”，而在二里头文化里考古人员发现了铜戈，这又是一个大禹治水在生产力方面的重要验证。也是国家起源的要素之一。
三、结语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英雄人物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具有重要作用。确实如此。大禹为了治水，曾经“三过家门而不入”，其敬业爱民行为，受到舜与其臣四岳等人乃至全部落联盟的认可和赞赏，洪水经过禹的治理后，消除了“水逆行，泛滥于中国”的严重威胁，人民得以“平土而居”，从事农业生产，解决了缺粮少食的问题，其他方面的事务也随之得到了治理，即所谓“众民乃定，万国为治”、“民烝民乃粒，万邦作义”。也就是《史记·河渠书》所说的“九川既疏，九泽既洒，诸夏艾安，功施于三代”。《尚书·禹贡》中记载大禹的声望很高：“声教乞于四海”，是“大公无私”的部落联盟领袖。治水的过程中和治水之后，大禹凭借其在治水过程中所赢得的威望，接替舜的位子，成为部落联盟的首领，通过征三苗、画九州、合诸侯、戮防风氏等一系列过程，联合各部族。并且逐步使血缘团体向地域团体过渡，挑战古老的氏族制度，使国家的出现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促进了中国国家的形成。
大禹因为以上功绩和能力，获得了如《国语·周语下》所说的“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赐姓日姒，氏日有夏”的奖赏。在禅让与世袭的转换方面，《史记·夏本纪》的记载是：“禹死，天下授益。三年以后，益让位于禹子启，于是启遂即天子位，是为夏后帝启。”启世袭禹的帝位，是一个划时代的举动，标志着“各亲其亲，各子其子”的政权“世及”时代来到，特殊的公共权力开始凌驾于氏族社会之上，因为治理黄河是重点。所以在黄河流域最早形成了国家，客观上有利于民族和社会发展。
综上可见，大禹时期形成了以部落联盟首领或者说是行政君主为中心、由百官组成的官僚统治集团，集团内部职责分工明确，对地方实现州牧管理，法律制度的制定并且得以实施，行政体系相对完备，这足以说明当时已形成国家的基本框架。大禹治水的成功，不仅为我国国家的形成，也为夏、商、周三代的物质文明奠定了基础。
[责任编辑：青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