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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为什么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未来社会的预测是科学的3篇
【篇1】论述为什么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未来社会的预测是科学的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未来社会的构想与中国梦
作者：黄相怀 张晓琴 《光明日报》（ 2015年07月05日 07版）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未来社会的构想是迄今为止人类最美好的梦想。中国梦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未来社会的构想具有内在的密不可分的联系，它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渊源，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一新的理论创新成果。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未来社会的构想为中国梦提供了未来愿景
马克思最显著的贡献在于超越时代地提出了共产主义的伟大构想，在其看来，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的一种全新的社会制度，它同历史上以往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都有着本质的不同，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讲的：“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在他的描述里，那是一个“全社会消灭了阶级”“人人平等”“自由劳动”“按需分配”、真正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可以说，马克思为全世界共产党人确立了一个伟大的奋斗目标，为全世界人民构思了一个美好的未来社会之“梦”——一个世界大同之梦。追述经典，这个世界大同之梦与我国儒家《礼记·礼运》中所描述的大同社会景象不谋而合。而回首历史，在尝试了“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辛亥革命”之后，这个世界大同之梦逐渐被中国人民所选择、接受，成为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竭力拼搏的方向指引。
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由“共产主义美好愿景”激励和指导中国梦不断前行的过程。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率先找到了中国梦的实现路径，使马克思共产主义的美好愿景在中华大地得以展开；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理论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提出“三步走”战略，使中国梦更加具体化、更有中国特色，也使马克思共产主义的美好愿景在中华大地更显现出勃勃生机；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新“三步走”发展战略的提出掀开了中国梦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篇章；
进入新世纪，科学发展观的诞生则标志着中国梦走上了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实现道路。
从延续性来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梦，依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之梦；
从归属来看，中国梦始终是共产主义这一关于未来社会构想的“世界梦”的重要组成；
从现实情况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正稳步向前推进，成绩斐然。共产主义这一未来社会伟大构想的现实可能性，从世界范围来看，极有可能将首先从中国梦这里得到验证。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未来社会的构想为中国梦提供了根本遵循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未来社会在本质上是和谐公正的社会。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社会消灭了分工，“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概括了共产主义作为和谐社会的特征，指出建立和谐社会的使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可见，共产主义社会将从根本上变革制度上的一切缺乏公平正义的元素，实现和谐公正。其次，关于如何实现这种社会，马克思又强调了其根本所在，揭示了社会和谐程度与生产力发展状况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将对未来社会的构想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之上，以生产力的发展作为衡量幸福社会的基本尺度，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与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唯心主义”的本质性区别之一。
总结中国的革命史、建设史，可以看到中国在每个阶段的中国梦的践行中都以发展生产、实现和谐公正为根本遵循。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以追求和实现发展与公正为己任，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本身就是促进发展、实现和谐公正的基础和开端。毛泽东也非常重视生产力的问题，他认为，在近代中国的国情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要以完成解放生产力为发展前提。邓小平将社会主义本质概括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江泽民强调发展同党的性质、使命、执政理念的内在统一性，指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必须高度重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离开发展，坚持党的先进性、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实现民富国强都无从谈起”。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即以发展为第一要义，又以“以人为本”为核心，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和统筹兼顾，发展与公正并重。
关于中国梦的内涵，习近平诠释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在这里，首先提到“国富民强”，正是体现了中国梦以唯物史观为基础、以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一客观规律为依据的特点。同时，习近平表示要“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可见，以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和谐公正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要义，是中国梦得以实现的根本遵循。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未来社会的构想为中国梦提供了价值导向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类解放道路的理论，在历史发展中注重“人”这一因素，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重要价值思想。
首先，是关于“人的主体作用”。“主观能动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特有词汇，而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更是对“人的主体作用”的深刻概括。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写道：“历史上的活动和思想都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在他看来，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
其次，是关于“人的幸福”。对于未来社会，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两个衡量尺度：“生产力”这一客体尺度和“人的发展”这一主体尺度。它始终把人的解放程度作为社会进步的根本标尺。在马恩所构想的未来社会里，“代替那些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同时，马恩还指出“要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到解放，社会本身也不能得到解放”。这些理论体现着未来社会的“人本”特点。
在中国梦的丰富内涵中，“人”无疑也是最关键的因素，充分体现了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价值思想。
首先，中国梦的实现强调“人的主体作用”。习近平指出，“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显而易见，中国梦的生成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为理论基础的。在这里，中国梦同样承认人民创造历史、人民群众是英雄，梦想的实现要紧紧依靠人民，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
其次，“人的幸福”在中国梦这里更是得到充分体现。中国梦的主旨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从整体上说，中国梦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
从个体上说，中国梦就是生活幸福、人生出彩。中国梦的实现要依靠民众，前提和目的就必须是“为了民众”。中国梦如此得人心，原因就在于站在了人民的立场上。这是中国梦的重要价值思想，我们要突出和坚持这样的价值理想，因为从历史来看，它是经得起检验的。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未来社会的构想为中国梦提供了科学方法
如何把中国梦付诸实践、把美好梦想转化为现实需要更多的方法设计。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我们可以得到更多的科学方法的指导。
第一，中国梦的实现需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指出，“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未来社会的构想不是从主观愿望出发，而是从实际出发建立在对旧世界的批判基础之上的，把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看成一个历史的必然过程，这种构想可以说是对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揭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未来社会的构想为我们提供的是一种“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科学方法，“我们不想教条地预期未来，而只是想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
脱离这些事实和过程，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中国梦的提出本身就是从新时期的发展实际出发，其实现同样需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设计梦想实现的路线和途径、解决实际发展中面临的各种问题。
第二，中国梦的实现需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不可能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做出明确的回答和详细系统的说明，这种说明即使存在，也只能是停留在理论阶段。正如空想社会主义者从主观愿望出发为未来社会所设计的那个细致详尽的规划图，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就说过，这样的蓝图“越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越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因此，不同时代、不同民族国家在社会主义实践中不能机械遵循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未来社会的构想理论，而是要结合自己的时代特点和具体实践。中国梦提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却并不对其设定过多的条框性描述，这里面有个人的“梦”、国家的“梦”、民族的“梦”，都需要在实践中由人民勾勒。正如习近平提出的实现中国梦的三个必须之一，便是“必须走中国道路”。
第三，中国梦的实现需要有“实干兴邦”的精神。马克思强调：“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中国梦是一种共同理想的实际运动，其根于现实，又必须要成为现实。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实现中国梦关键在于实干，在于付诸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邓小平说过，“世界上的事情都是干出来的，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中国梦是我们的追求目标和共同理想，只有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梦想才能成为现实。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篇2】论述为什么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未来社会的预测是科学的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无产阶级 政党组织性纪律性作者：杨俊来源：《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7年第03期
摘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基于唯物史观，认为机器大生产是工人阶级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基础，机器大生产条件下的协作性质、相互依存和共同的阶级状况，锻造了工人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意识。党性是阶级性最高而集中的表现，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必须将工人阶级的组织性纪律性升华为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严格遵守党的纪律的自觉意识。党的组织性纪律性是用“组织的物质统一来巩固”，党章是组织的形式表现，“集中思想”作为根本原则应该通过党章把它固定下来。
关键词：无产阶级；
共产党；
组织性；
纪律性
中图分类号：D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9092（2017）03-0059-007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人在本质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人们的思想意识，决定于他在社会生产中所处的地位，这是唯物史观关于人的思想的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就是遵循这一基本观点来分析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组织性纪律性的。在他们看来，组织性纪律性的产生是受物质条件所制约的，是在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条件下产生和发展的，是无产阶级阶级性的集中表现。无产阶级政党作为无产阶级最有觉悟先进分子组成的战斗部队，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是他们具有的特殊品质和高尚的情操。
一、无产阶级的产生及其阶级特性
按照唯物史观创立者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在封建社会末期，随着资本的原始积累不断发展，直接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也在不断发展，逐渐出现了丧失生产资料、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雇佣劳动者，即早期的无产者。①科学和技术的革命推动了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经营方式也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到了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蒸汽和机器引起了工业生产的革命，社会化劳动和城市为主体的工业取得根本性的优势，资本主义是以彻底战胜封建主义。在现代大工业取代了工场手工业的过程中，从前的中间等级，特别是小手工业师傅日益破产；
而“我们的小农，同过了时的生产方式的任何残余一样，在不可挽回地走向灭亡。他们是未来的无产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59页。这样，“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对立的阵营，分裂成为两大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1页。与取代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相对应，产业工人的队伍也随之迅速壮大，形成了强大的现代无产阶级。也就是说，以机器大生产为根本特征的现代资本主义创造出“代表新的生产力，并且完成创造新社会的使命”的“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6页。。
【篇3】论述为什么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未来社会的预测是科学的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国家起源的论述
摘要：马克思在吸收前人优秀成果的基础上，认为国家不是先验存在的而是在社会自身内部发展起来的，并从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探寻国家从社会起源的奥秘：国家是伴随着物质生产实践的提高，在原始氏族社会瓦解的基础上演化和产生发展的。此后，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对国家起源作了比较理论化的阐述，指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产物的观点。
关键词：国家起源 生产实践 氏族社会 阶级矛盾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国家起源的基础
马克思吸收了摩尔根著作的精华，探寻出国家从社会自身内部发展的物质动因，从而以彻底的唯物主义阐明了国家起源于社会内部矛盾运动的观点。
（一）两种生产理论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对国家的产生根源于社会物质生产资料生产的观点进行了明确的阐述。“根据唯物主义的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所必须的工具的生产；
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到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到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劳动越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越受限制，社会制度就越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决定性因素根本上是社会生产活动。
（二）社会意识对国家起源的促进作用
从社会的物质生活揭示国家的起源是马克思主义坚持的唯物主义历史研究法；
但是在关注物质动因的同时，马克思也在关注着社会精神和文化对国家起源的促进作用。共同的宗教仪式和共同语言促进同一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宗教与国家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在马克思所说的”自然形成的共同体的脐带”的氏族和部落社会制度中，即随着文明的发展，首领们越来越横暴，越来越要求人们更加尊敬他们，人们关于权力和威仪的概念大大升级，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些升了级的概念后来也被用于“神”，而随着首领和国王的权力逐渐增大，从而人们在思想上对存在一个非过去任何时候所想象的强权，习以为常，而且首领们“要求人民奴隶般地尊敬他们”，最后“这种尊敬的表现已经是近乎崇拜”。这样，这种基于人的崇拜的权力拜物教使首领们越来越脱离自己的臣民。
二、恩格斯系统阐述了国家的起源论
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完成了战友的遗愿，对国家起源问题作了系统化理论的阐述。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部著作中用唯物史观系统论述了人类社会早期发展的历史，对摩尔根关于从氏族到国家更替的材料补充以经济内容，科学地证明了国家产生的原因和阶级本质。
（一）国家从社会内部产生的物质动因
在马克思看来，“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曾经有过不需要国家、而且根本不知道国家和国家权力为何物的社会。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必然使社会分裂为阶级时，国家就由于这种分裂而成为必要了”。在对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所做的笔记和摘录中，马克思发现了私有制和财富等是引发国家从社会机体社会中“脱胎”而出的物质动因。伴随着私有制的出现和私有制的分化，原来出身非显贵的自由选举的部落首领变成了特殊阶级的成员，运用特殊权利侵占共同财产引发的占有大量财富而成为贵族阶级。于是马克思认为国家的历史经历了社会经济条件变化和社会利益关系变迁的漫长历史阶段，财富作为最高的价值受到赞美和崇敬，我们就会发现，这些利益又是—定的社会集团共同特有的利益，即阶级利益等等，而它们最终全都以经济条件为基础。这种条件是国家赖以建立的基础，是它的前提；
而且，这种社会集团或阶级个性的利益差别必然引起他们之间的冲突，这是由于国家起源的经济条件和物质利益决定的。这其中应经蕴含着国建起源于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
（二）氏族管理机构向国家管理机构的发展
马克思在摘录中指出，氏族是当时的社会制度和管理制度的单位，是社会制度的基础。虽然氏族社会存在着部落会议等管理机构，但决不是现代意义上运行的政治社会，而仅仅可以看作政治社会起源和发展的萌芽。
恩格斯在考察雅典国家的起源这一最纯粹、最典型的形式时，由于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不同氏族、胞族和部落的成员都杂居在一起，扰乱了氏族制度机关正常的管理活动。于是就产生了凌驾于各个部落和氏族社会制度之上的中央管理机关和普遍适用的民族法。“氏族制度的机关就逐渐脱离了自己在民族中，在氏族、胞族和部落中的根子，而整个氏族制度就转化为自己的对立物……旨在反对自己人民的一个独立的统治和压迫机关了。新的机关……不仅被用来反对奴隶，而且被用来反对不许服兵役和不许有武装的所谓无产者”。国家这一特殊公共权力首先便体现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阶级统治和利益需要而成为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暴力手段。就这样，氏族机关从保卫自己的真正的武装蜕变成用来反对人民的、武装的公共权力的国家这一机构。这也表明，国家机构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由具有社会自治性的氏族管理机构演变而来的。
（三）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本质—国家是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的产物
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恩格斯根据马克思所做的《古代社会》的笔记，系统的考察了国家起源的阶级基础。恩格斯认为，国家是一个历史范畴，它不是从来就有的，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和氏族社会内部私有制、商品、货币等新的经济生活条件的出现，社会逐渐分化为两大利益相互冲突与对立的阶级——剥削者与被剥削者。这两个阶级的相互对立和冲突直接威胁着氏族社会的稳定和正常的管理秩序，而此时的氏族社会“不仅再也不能调和这种对立，反而必然使这些对立日益尖锐化”。为了防止这些阶级相互间连续不断的公开斗争使社会秩序陷入混乱而让整个人类陷入生存的困境，就需要出现“第三种力量”的统治，“这第三种力量似乎站在相互斗争着的各阶级之上，压制它们的公开的冲突，顶多容许阶级斗争在经济领域内以所谓合法形式决出结果来”。这意味着，”氏族制度已经过时了。它被分工及其后果即社会分裂为阶级所炸毁。它被国家代替了”。紧接着，恩格斯精辟地论述道：“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国家也不像黑格尔所断言的是‘伦理观念的现实’、‘理性的形象和现实’。确切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
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事实上，在阶级社会里，阶级矛盾是不可调和的，阶级冲突也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强调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是国家产生的重要原因，国家就是统治阶级压迫和剥削被统治阶级的工具。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市：人民出版社，1995
[2]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节选）学习导读[j].光明日报，2011
[3]王清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与历史决定论[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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