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22年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与青年学生使命担当美丽中国个人心得,供大家参考。希望对大家写作有帮助!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与青年学生使命担当美丽中国个人心得5篇
第一篇: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与青年学生使命担当美丽中国个人心得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经验马克思主义化(1)
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创建时的几十人，到如今壮大为六千多万党员的宏大队伍，一直 高举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旗帜胜利前进。 在世界上，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不只是中国共产党人，从欧美各国到大洋洲，从亚洲到 非洲、拉丁美洲，到处都有马克思主义者。 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一种思想理论能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具有如此强大的威力。从 《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一百五十多年中，马克思主义一直是塑造世界的主要精神力 量。 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坚持不懈的斗争，现代科技的革命 力量，迫使资本主义发生改变，从野蛮的资本主义变成现代“文明”的资本主义。 马克思主义武装的共产党人，团结广大人民，成为维护世界和平，推动人类进步的中 坚力量。没有这样的中坚力量，战胜不了法西斯主义，也不会有二次大战结束以来整个 世界总体上的和平。 马克思主义指引下创建的社会主义国家，使一些落后的民族实现了社会形态和生产力 发展的巨大飞跃，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并且从历史发展的边缘地带走进 创造人类文明的中心舞台。 马克思主义对世界的影响，不仅表现在社会形态的变化，而且更深刻地表现在人们观 念的变化上。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深刻性，现时代有文化的人再也不可能像 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时代那样去思考问题了。在意识形态领域，在人类思维的天地中，你 可以赞成马克思，也可以反对马克思，但你绕不过马克思。马克思的观点已成为现时代 深厚的思想文化背景。正如历史学家吕·费弗尔所说，“任何一个历史学家，即使他从 来没有读过一行马克思的著作，或者他认为除了在科学领域之外自己在各个方面都是狂 热的反马克思主义者，也不可避免地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法来思考，来了解事实和 例证。马克思表达得那样充实的许多思想早已成为我们这一时代精神宝库的共同储蓄的 一部分了。”(陈学明、马拥军《走近马克思》第550页，东方出版社2003年版)另一个 著名思想家J·A·熊彼德则这样评价马克思：“大多数智力和想象的创作，经过一段时 间，短的不过饭后一小时，长的达到一个世纪，就完全湮没无闻了。有些却不，它们遭 受了晦蚀，但是又复活了。不是作为文化遗产中不可辨认的成份而复活，而是穿着自己 的服装，带着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自己的瘢痕而复活了。这些创作，很可以称之为伟大 的创作。在我看来，伟大和生命力是联结在一起的。按这个意思来说，伟大这个词无疑 适用于马克思。” 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实践失败之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兴高采烈，它们的思想家，以 弗朗西斯·福山为代表，大肆宣扬关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终结。“配合着流 畅的进行曲节奏，它宣称：马克思已经死了，共产主义已经灭亡……它高呼资本主义万 岁，市场经济万岁，经济自由幸甚，政治自由幸甚!”(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载《 新左派评论》1994年第205期第38页) 当代资产阶级的政治家、思想家有理由庆幸他们对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不战而 胜”。但他们宣称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也随之灭亡则显得过于肤浅。对此，历史和现 实都会打他们的耳光。实际上，现实生活已经在打他们的耳光了。 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和东欧各国并没有因为投入资本主义的怀抱而得救，至今还未完全 走出危机。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许多根本性的矛盾一旦失去冷战大幕的掩盖，就日 甚一日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人们比过去看得更清楚，马克思揭示的社会发展规律并 没有因为反马克思主义者的喧嚣而改变，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光辉也没有因为社会主义运 动的某些挫折而减弱。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在世界范围内重新活跃起来。欧美国家一 些享有盛誉的思想家的动向尤其引人注目。法国的德里达、美国的詹姆逊、英国的吉斯 登、波兰的沙夫，都是在各自学术殿堂上有影响的学者。他们的背景和经历不同，但恰 恰是在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崩溃之后，不约而同地走近马克思，满腔热情地研究马 克思、宣传马克思、维护马克思。而在英国BBC举办的全球性评选活动中，马克思被评 为“千年思想家之首”。这些发人深思的现象告诉人们：马克思活在现实世界中，也必 将活在未来世界中。 马克思生前可能没有想到，在太阳升起的东方，在长江黄河奔流不息的中华大地，他 的思想会找到最好的家园。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上一些地方还只是一种思想家讨论的题目 ，但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已经是千百万人手中强大的思想武器。中国共产党人用马克思 主义来认识世界，来改造世界，来创造人间奇迹。 社会主义中国在东方的崛起，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巨大威力。但这不是教条式马 克思主义理论的威力，而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威力。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是“一化”，而是“两化”，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经验马 克思主义化。 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同时代特征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使马克 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经验结合起来，使之在 其每一表现中都带着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特性和中国气派。 所谓中国经验马克思主义化，就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把中国共产 党和中国人民的实践经验上升为科学的理论，从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中 ，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 思主义，从而为新的实践提供有力的理论指导。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是中华民族由弱变强的根本枢纽。启动这个根本枢 纽的历史伟人是110年前在湖南韶山冲诞生的毛泽东同志。 历史上的伟大人物都曾志其所行，亦曾行其所志。20世纪30年代后期，在红星照耀的 宝塔山下，毛泽东同志鲜明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经验马克思主义化的历史 任务，并且身体力行，创造了永远融入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伟大功绩。 毛泽东同志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实事求是”来揭示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由此确立 党的思想路线。他创作的《矛盾论》、《实践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等经典著作，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普及、大发展，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 性飞跃，重塑了中国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维方式，这是中国人民能够不断创造历 史奇迹的真正秘密。
毛泽东同志缔造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 理论，并且将武装斗争同党的建设、统一战线有机地结合起来，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 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对中国传统社会进行了根本性改造，使之成 为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社会。
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基本政治制度——人 民民主专政的国体，民主集中制、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体，以及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 与政治协商、民族区域自治等基本制度，奠定了中国社会长治久安的政治基础，创造性 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政权的理论和实践，极大地丰富了人类建设政治文明的理 论与实践。 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建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建立了完整 的现代国民经济体系，制定了以“两弹一星”为标志的宏伟的科学发展战略，推进了“ 四个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了社会主义的新文化。毛泽东同志提出，科 学文化工作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努力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毛泽东同 志还以自己创作诗词和书法精品的实践，显示了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完美 结合可以创造多么辉煌的成就。 毛泽东同志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伟大倡导者和实践者。《纪念白求恩》、《 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等光辉著作是中国共产党人崇高精神境界的真实写照。无 论在革命战争时期，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真正的共产党人，都是以这样的世界观、人 生观、价值观对待生活、对待事业、对待人民群众的，因而使我们党的队伍永远葆有充 塞于天地之间的浩然正气。 毛泽东同志具有宏大的世界眼光。他一贯强调，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不可能孤立于世界 之外，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善于学习外国对我有用的东西。闭关自守、盲目排外以及任 何大国主义的思想行为都是完全错误的。但是，我们对待世界上任何大国、强国和富国 ，都必须坚持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决不允许有任何的奴颜婢膝、卑躬屈节的表 现。毛泽东同志提出“三个世界”的理论，制定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他教导我 们，为了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中国人民既要有“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 英雄气概，也要有使世界共享昆仑之惠，“环球同此凉热”的博大胸襟。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也 是伟大的诗人和书法家。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经验马克思主义化的许多领域中 ，都达到了令人惊叹的高峰。他在中国革命史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都占有不可动摇 的崇高地位。 人无完人，毛泽东同志也犯过错误。他在20世纪60年代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就是 一个严重的错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 的决议》已对此作出了结论。这个错误对党、对人民、对毛泽东同志本人来说，都是一 场悲剧。在这个复杂的历史时期，尽管跳出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但在毛泽东 同志的领导下，在党内健康力量和人民大众的努力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根基并没有 动摇，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两弹一星”计划还在进行，国家仍然保持统一并且在国际 上发挥重要影响，形成中美苏“大三角”格局。毛泽东同志领导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 的斗争，对江青、张春桥等人进行了重要的批评和揭露，不让他们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 心得逞。特别是在筹备四届全国人大期间，他把邓小平同志和周恩来同志一起，确定为 国务院的领导核心人选。这样，毛泽东同志在他的身后，不但给党和人民留下了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经验马克思主义化的理论结晶——毛泽东思想，而且创造了继续推进 马克思主义“两化”的历史条件。 历史发展是按客观规律前进的，所谓“天道不爽”实际上是绝大多数人民的实践决定 历史的发展方向。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实践反复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 经验马克思主义化，才能不断开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道路。今天，中国共产党人 可以告慰于毛泽东同志的是，他所开创的马克思主义“两化”事业一直在与时俱进、蓬 勃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辟了社会主义事 业发展的新时期，形成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阐明了在中国建 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 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 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 义，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引导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断前进。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积累了治党治国治军新的宝贵经验，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 展，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 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 之基、力量之源。 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毛泽东思想一样，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 中国经验马克思主义化的伟大理论成果，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指针。新世纪 、新阶段，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往开来，开拓创新，立党为公，执政为 民，坚持这个根本指针，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正在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和中国经验马克思主义化的崭新篇章。 在人类历史上，不同文明彼此影响、相互交融、共同发展的情况并不鲜见，但从来没 有达到马克思主义“两化”这样巨大的规模和深远的影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经 验马克思主义化，以亿万人民的伟大实践为基础，实现了西方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完美结 合、科学理论与社会实践的完美结合，推动了中国社会的飞速发展，创造了社会文明的 崭新形式，中国人民由此对人类作出了新的重大贡献。实践在不断发展，奋斗正未有穷 期，中国共产党人将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经验马克思主义化的历史进程， 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扎实工作，执著向前，这是中国人民对毛泽东同志诞辰11 0周年最好的纪念。
第二篇: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与青年学生使命担当美丽中国个人心得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若干国外理解辨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在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发展历程中，始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攻坚克难、战无不胜的伟大旗帜。但是，在一段时期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一直遭到苏联的大党大国主义，以及西方某些汉学家的误解和曲解。对此进行一些辨析，以辨是非、正视听，
进一步深化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涵义的领悟和把握，对于巩固和发展我们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上的话语权，提高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具有重要意义。
一、是“民族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贯要求？
历史上，苏联的大党大国主义历来把自己的经验凝固化、绝对化和神圣化，把苏联模式强加于兄弟党和兄弟国家，而把兄弟党、兄弟国家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根据本国本民族的特点建设社会主义的努力，当作“民族主义”来加以批判和斥责。在这种大党大国主义把持时期的共产国际，它所发出的一般号召不与各国实践相结合，具体布置代替原则指导，变成干涉各党内部事务，使各个国家的共产党不能独立自主。对于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中国共产党，这种大党大国主义的干涉和指责，达到了极其严重的程度。对此，毛泽东曾经回顾说：“第二次国内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战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他说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不是用联共，而是用白俄罗斯共和国的党组织的名义，由联共中央转发来的电报提出的），仗打起来了，对我们半信半疑；
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490页）甚至在1975年《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根据列宁关于必须使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正确地适应于民族和民族国家的特殊情况的多次告诫，强调“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如果忽视了民族特点，就必然会脱离生活，脱离群众，就必然会使社会主义事业遭受损失”之后，由苏联科学院副院长费多谢也夫在1975年出版《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学说和现时代》一书，还在蓄意把社会主义道路的多样性和社会主义模式多元论混为一谈，说什么“右倾修正主义者附和反共分子”，“断言社会主义有苏联的、中国的和古巴的等等模式，深入分析一下他们的‘社会主义模式’多元论的概念，不难看出，他们实质上是企图针对现实的社会主义而设计一种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毫不相容的模式”；
1982年，苏联的《科学社会主义》杂志还在发表《社会主义多种“模式”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文章。
然而，给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各国具体实际的结合扣上“民族主义”的帽子，却是没有根据的。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把资产阶级狭隘的阶级利益冒充为全民族的普遍利益，声称它具有最高的价值，并打着民族的旗号去破坏工人阶级的国际团结。但这与重视民族差别、尊重民族特征，却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所以，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的同时，又一贯要求各国的无产阶级在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时候，要充分尊重民族特征和重视民权差别，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当时当地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1872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序言中指出其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在25年后的当时还是完全正确时，又特别强调“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8页）列宁则在1920年所写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要求使共产主义基本原则正确地适应于民族国家的差别。他强调说：“各国共产主义工人运动国际策略的统一”，“要求运用共产党人的基本原则（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时，把这些原则在某些细节上正确地加以改变，使之正确地适应于民族的和民族国家的差别，针对这些差别正确地加以运用”，而为此就“必须查明、弄清、找到、揣摩出和把握住民族的特点和特征”。（《列宁选集》第4卷第200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严格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个一贯要求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在1938年9月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论新阶段》的报告中，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即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之所以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是因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而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657－659页，1991年版）
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所谓“民族主义”毫无相干。
二、是“拒斥普遍规律的异端”，还是理论实践相结合导致革命胜利和理论发展？
苏联大党大国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与当时当地具体实际的结合诬指为“民族主义”的舆论，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西方的某些汉学家。例如，美国的著名“中国通”费正清在《伟大的中国革命》一书中说“形成中国化的最后因素，是基于文化和历史骄傲的中国民族主义的情绪，那时意味着不能当别人的狗尾巴”。（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香港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234页）费正清的学生、美国汉学家史华慈在《中国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一书中，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马克思主义成分和中国传统成分之间进行拆分组合，他沿着这两种成分经纬线比对分析得出结论说，中国马克思主义是列宁主义的异端，中国成分仍然是其中的决定性因素。（参见许纪霖、宋宏编《史华慈论中国》，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另一位美国汉学家施拉姆在《毛泽东的思想》一书中说，毛泽东思想“是一种由各种不同成分构成的粗拙的东西”，“只是两条脉络，时而侧重某一面，时而又混杂着各种意向”；
（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5页）在《毛泽东：再评价初步》一书中则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意味着对马克思主义普遍规律的拒斥和对中国现实及传统的提升，目的在于改变马克思主义的实质使之符合中国情况”。（施拉姆：《毛泽东：再评价初步》，香港中国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5页）
应当说，这些西方汉学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解，全都是一些不符合客观实际的主观臆测。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怎样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对此，毛泽东在1942年2月发表的《整顿党的作风》中，曾经作过一个生动而贴切的描述：“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怎样互相联系呢？拿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有的放矢’。‘矢’就是箭，‘的’就是靶，放箭要对准靶。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这个问题不讲明白，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永远不会提高，中国革命也永远不会胜利”。（《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9、820页）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之间箭和靶关系的这种生动比喻，清楚地说明了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存在的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是理论指导实践、实践检验理论又发展理论的关系；
而不是两种不同性质理论的折衷混合。因此，在这里，压根儿就不存在两种理论成分孰多孰少、孰高孰低的拆分组合，哪种理论成分是主要的、决定性的因素的问题，也不是不当别人的狗尾巴的民族主义情绪的问题，更不存在什么拒斥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规律而提升中国传统及现实的问题。实际上，要真是把中国的传统和现实提升到拒斥马克思主义普遍规律的地步，也就根本谈不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了。总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的根本目的，是要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而为达此目的，除了用马克思主义之箭去射中国革命之靶以外，是别无其他途径可言的。
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后，是否就成了列宁主义的异端？这里且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实现的第一次飞跃，毛泽东独立创立的不同于欧洲革命道路的、中国革命的具体道路为例来进行一些分析。从巴黎公社到十月革命的欧洲无产阶级革命，都是走的以城市为中心的道路，即：在平时，无产阶级政党把工作重心放在城市，集中力量发展工人运动，在革命危机到来时，在城市举行总罢工和工人武装起义，首先占领城市，然后进攻农村。在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教条主义者曾不顾中国的实际情况，企图在中国如法炮制，结果使中国革命遭到严重挫折，几乎陷于绝境。正是在这种极其艰苦的环境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独立自主地思考中国革命问题，经过长期的探索，终于成功地找到了一条建立农村根据地，发动农民组织革命武装，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这是离开列宁主义的异端吗？不是。因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既表现了毛泽东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独立地创立了不同于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斗争形式的气概，又坚持了列宁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提出的无产阶级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的革命道路。就是说，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是用不同于十月革命的方法走了十月革命所开辟的道路，它既继承又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三、西方汉学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解，正出现摆脱主观臆测的发展趋向
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时当地具体实际的结合，视为“民族主义”的诬指即宣告终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使我国的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第二次历史性飞跃，诞生了由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西方汉学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和理解也逐步出现了摆脱主观臆测的发展趋向：一些左翼青年学者批评西方汉学家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拆分为中国成分和马克思主义成分的学术套路，等于是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洗了个硫酸澡。他们强调说，首要的任务是要抓住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提倡从既成事实出发，追溯历史原因的思维方式，注重从实地考察和史实考证入手，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持续互动。澳大利亚汉学家尼克·奈特提出要站在当代生活的现实基础上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他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究竟如何理解？西方评论家的看法大体上有两种，第一种说它因强调中国的传统和实际情况而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
第二种把它说成是毛泽东进行权力斗争的一个花招，而他则认为，还能够作出第三种解释，即毛泽东试图制定一个公式，既不抛弃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又能够将这种普遍原理应用于一个国家特殊的历史条件和文化环境。（尼克·奈特：《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4期）奈特的这种比较贴近实际的说法得到了西方一些汉学家的赞同，正在成为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一种逐步摆脱主观臆测的发展趋向。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在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发展历程中，始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攻坚克难、战无不胜的伟大旗帜。但是，在一段时期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一直遭到苏联的大党大国主义，以及西方某些汉学家的误解和曲解。对此进行一些辨析，以辨是非、正视听，进一步深化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涵义的领悟和把握，对于巩固和发展我们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上的话语权，提高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具有重要意义。
一、是“民族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贯要求？
历史上，苏联的大党大国主义历来把自己的经验凝固化、绝对化和神圣化，把苏联模式强加于兄弟党和兄弟国家，而把兄弟党、兄弟国家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根据本国本民族的特点建设社会主义的努力，当作“民族主义”来加以批判和斥责。在这种大党大国主义把持时期的共产国际，它所发出的一般号召不与各国实践相结合，具体布置代替原则指导，变成干涉各党内部事务，使各个国家的共产党不能独立自主。对于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中国共产党，这种大党大国主义的干涉和指责，达到了极其严重的程度。对此，毛泽东曾经回顾说：“第二次国内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战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他说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不是用联共，而是用白俄罗斯共和国的党组织的名义，由联共中央转发来的电报提出的），仗打起来了，对我们半信半疑；
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490页）甚至在1975年《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根据列宁关于必须使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正确地适应于民族和民族国家的特殊情况的多次告诫，强调“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如果忽视了民族特点，就必然会脱离生活，脱离群众，就必然会使社会主义事业遭受损失”之后，由苏联科学院副院长费多谢也夫在1975年出版《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学说和现时代》一书，还在蓄意把社会主义道路的多样性和社会主义模式多元论混为一谈，说什么“右倾修正主义者附和反共分子”，“断言社会主义有苏联的、中国的和古巴的等等模式，深入分析一下他们的‘社会主义模式’多元论的概念，不难看出，他们实质上是企图针对现实的社会主义而设计一种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毫不相容的模式”；
1982年，苏联的《科学社会主义》杂志还在发表《社会主义多种“模式”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文章。
然而，给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各国具体实际的结合扣上“民族主义”的帽子，却是没有根据的。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把资产阶级狭隘的阶级利益冒充为全民族的普遍利益，声称它具有最高的价值，并打着民族的旗号去破坏工人阶级的国际团结。但这与重视民族差别、尊重民族特征，却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所以，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的同时，又一贯要求各国的无产阶级在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时候，要充分尊重民族特征和重视民权差别，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当时当地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1872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序言中指出其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在25年后的当时还是完全正确时，又特别强调“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8页）列宁则在1920年所写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要求使共产主义基本原则正确地适应于民族国家的差别。他强调说：“各国共产主义工人运动国际策略的统一”，“要求运用共产党人的基本原则（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时，把这些原则在某些细节上正确地加以改变，使之正确地适应于民族的和民族国家的差别，针对这些差别正确地加以运用”，而为此就“必须查明、弄清、找到、揣摩出和把握住民族的特点和特征”。（《列宁选集》第4卷第200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严格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个一贯要求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在1938年9月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论新阶段》的报告中，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即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之所以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是因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而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657－659页，1991年版）
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所谓“民族主义”毫无相干。
二、是“拒斥普遍规律的异端”，还是理论实践相结合导致革命胜利和理论发展？
苏联大党大国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与当时当地具体实际的结合诬指为“民族主义”的舆论，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西方的某些汉学家。例如，美国的著名“中国通”费正清在《伟大的中国革命》一书中说“形成中国化的最后因素，是基于文化和历史骄傲的中国民族主义的情绪，那时意味着不能当别人的狗尾巴”。（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香港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234页）费正清的学生、美国汉学家史华慈在《中国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一书中，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马克思主义成分和中国传统成分之间进行拆分组合，他沿着这两种成分经纬线比对分析得出结论说，中国马克思主义是列宁主义的异端，中国成分仍然是其中的决定性因素。（参见许纪霖、宋宏编《史华慈论中国》，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另一位美国汉学家施拉姆在《毛泽东的思想》一书中说，毛泽东思想“是一种由各种不同成分构成的粗拙的东西”，“只是两条脉络，时而侧重某一面，时而又混杂着各种意向”；
（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5页）在《毛泽东：再评价初步》一书中则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意味着对马克思主义普遍规律的拒斥和对中国现实及传统的提升，目的在于改变马克思主义的实质使之符合中国情况”。（施拉姆：《毛泽东：再评价初步》，香港中国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5页）
应当说，这些西方汉学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解，全都是一些不符合客观实际的主观臆测。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怎样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对此，毛泽东在1942年2月发表的《整顿党的作风》中，曾经作过一个生动而贴切的描述：“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怎样互相联系呢？拿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有的放矢’。‘矢’就是箭，‘的’就是靶，放箭要对准靶。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这个问题不讲明白，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永远不会提高，中国革命也永远不会胜利”。（《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9、820页）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之间箭和靶关系的这种生动比喻，清楚地说明了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存在的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是理论指导实践、实践检验理论又发展理论的关系；
而不是两种不同性质理论的折衷混合。因此，在这里，压根儿就不存在两种理论成分孰多孰少、孰高孰低的拆分组合，哪种理论成分是主要的、决定性的因素的问题，也不是不当别人的狗尾巴的民族主义情绪的问题，更不存在什么拒斥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规律而提升中国传统及现实的问题。实际上，要真是把中国的传统和现实提升到拒斥马克思主义普遍规律的地步，也就根本谈不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了。总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的根本目的，是要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而为达此目的，除了用马克思主义之箭去射中国革命之靶以外，是别无其他途径可言的。
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后，是否就成了列宁主义的异端？这里且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实现的第一次飞跃，毛泽东独立创立的不同于欧洲革命道路的、中国革命的具体道路为例来进行一些分析。从巴黎公社到十月革命的欧洲无产阶级革命，都是走的以城市为中心的道路，即：在平时，无产阶级政党把工作重心放在城市，集中力量发展工人运动，在革命危机到来时，在城市举行总罢工和工人武装起义，首先占领城市，然后进攻农村。在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教条主义者曾不顾中国的实际情况，企图在中国如法炮制，结果使中国革命遭到严重挫折，几乎陷于绝境。正是在这种极其艰苦的环境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独立自主地思考中国革命问题，经过长期的探索，终于成功地找到了一条建立农村根据地，发动农民组织革命武装，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这是离开列宁主义的异端吗？不是。因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既表现了毛泽东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独立地创立了不同于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斗争形式的气概，又坚持了列宁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提出的无产阶级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的革命道路。就是说，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是用不同于十月革命的方法走了十月革命所开辟的道路，它既继承又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三、西方汉学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解，正出现摆脱主观臆测的发展趋向
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时当地具体实际的结合，视为“民族主义”的诬指即宣告终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使我国的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第二次历史性飞跃，诞生了由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西方汉学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和理解也逐步出现了摆脱主观臆测的发展趋向：一些左翼青年学者批评西方汉学家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拆分为中国成分和马克思主义成分的学术套路，等于是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洗了个硫酸澡。他们强调说，首要的任务是要抓住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提倡从既成事实出发，追溯历史原因的思维方式，注重从实地考察和史实考证入手，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持续互动。澳大利亚汉学家尼克·奈特提出要站在当代生活的现实基础上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他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究竟如何理解？西方评论家的看法大体上有两种，第一种说它因强调中国的传统和实际情况而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
第二种把它说成是毛泽东进行权力斗争的一个花招，而他则认为，还能够作出第三种解释，即毛泽东试图制定一个公式，既不抛弃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又能够将这种普遍原理应用于一个国家特殊的历史条件和文化环境。（尼克·奈特：《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4期）奈特的这种比较贴近实际的说法得到了西方一些汉学家的赞同，正在成为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一种逐步摆脱主观臆测的发展趋向。（作者徐崇温：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第三篇: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与青年学生使命担当美丽中国个人心得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在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上实现了哪些重大的突破和创新？联系实际谈谈学习体会。
答：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标志着在所有制结构理论和实践方面又有了重大突破和创新。
第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是一个有机结合的统一体。既包括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公有制经济，也包括非社会主义性质的其他所有制经济。公有制经济不处于主体地位，就不能确保我国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不能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道路。没有其他所有制经济，就会脱离当代中国的基本国情，脱离初级阶段的实际，重蹈超越阶段的覆辙，同样不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提出初级阶段的基本制度，表明党在认真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克服超越阶段、追求“一大二公三纯”的错误观念和政策，继续消除所有制结构不合理对生产力的羁绊。
第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体现了党对所有制理论的与时俱进。改革开放前，由于对基本国情的认识上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总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只能由社会主义性质的公有制经济构成，即使允许非公有制经济存在和一定的发展，也只能是暂时的权宜之计。改革开放后，我们党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认识逐步深化，从称其为“公有制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到强调“公有制经济与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是一项长期的方针”，再到党的十五大第一次明确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这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制结构的认识不仅在理论上有了重大突破和创新，在中实践中也使我国进入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和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新阶段。
第三，建立怎样的所有制结构，实行怎样的基本经济制度，只能以是否符合“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标准。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为发展社会主义服务。
党的十五大在深刻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所有制结构改革经验的基础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之所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没有正确的认识，根本原因在于我们长期以来只是抽象地从社会主义一般原理出发，而没有切实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和生产力发展水平出发，思考所有制结构问题。
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经验与教训使我们深刻认识到，判断一种所有制是否有它存在的合理性，是否具有优越性，不能从概念出发，而必须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依据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建立怎样的所有制结构，从根本上说要看它是否适应当时当地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是否符合中国的具体国情，而不能以公有化程度的高低作为标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提出，表明我们党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解决问题，因此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有了越来越清晰的认识。
试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谈谈学习十八大“三个自信”的体会。
答：
历史进程：
1、党在幼年时期，由于理论准备和实践经验不足，对中国历史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特点和规律不甚了解，还不善于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使中国革命走了一段弯路。遵义会议之后，党理论准备和实践走上了正确的轨道。党在后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先后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大理论成果，这三大理论成果都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2、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的过程中，面对着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两大历史任务，在理论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并在实践上进行了艰苦的探索。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围绕着中国革命性质、特点、动力、对象和前途，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起来，创造性提出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初步探索了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点的科学指导思想，从而第一次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3、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毛泽东开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围绕怎样使社会主义具有充分的生机和活力，发挥它固有的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在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胜利与挫折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以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为主题，逐步形成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阐明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引导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前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4、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围绕怎样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主题，根据党的历史方位的变化，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实现了党指导思想的又一次与时俱进，从而继续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5、新世纪新阶段，党中央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推进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强调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动建设和谐世界，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成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体会：
“三个自信”是指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九十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
全党要坚定这样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道路问题关乎党的命脉，关系国家前途、民族命运和人民幸福。理论问题关乎党的性质，关系国家发展、民族复兴和人民安康。制度问题关乎党的方向，关系国家建设、民族团结和人民发展。“三个自信”源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是对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精神状态的新要求。体现了对我国国情的深刻把握、对民族命运的理性思考、对人民福祉的责任担当。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0年来的发展进步、伟大成就，让我们增强了这种自信的底气。
提出“三个自信”，对于我们进一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朝着既定目标奋勇前进，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取得的伟大成就，都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结果，这是坚定“三个自信”的坚实基础。坚定“三个自信”，有利于把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下，有利于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在复杂的世界格局中保持自身特色、开辟发展前景。
如何理解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的重要性？谈谈学习体会。
答：
城镇化是由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的传统农业社会，向非农业人口占多数的现代文明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是伴随工业化进程的一种经济现象，也是衡量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
中国人口多、底子薄，人均资源有限，各地区发展很不平衡。同时，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还面临着实现经济增长、扩大就业、维护社会稳定以及解决人多地少、资源紧缺、环境脆弱、地区差异大等诸多问题和矛盾。因此，中国城镇化道路的选择，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走符合中国实际、符合各地区实际的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这种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是一种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强调以人为本、全面发展，多元化、渐进式、集约型、和谐型、可持续的城镇化。它不仅要具有中国特色，而且是一种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新型城镇化，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对传统的城镇化战略和模式的彻底扬弃。
首先，从新世纪新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看，推进城镇化，不仅是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任务，也是优化城乡经济结构，促进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和社会协调发展的重大举措。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我国工业化的推进，城镇化的进程也曾出现过几个加速发展的阶段。但是，与我国的工业化进程相比，城镇化水平依然处于滞后的状况。因此，加快城镇化进程，逐步提高城镇化水平，已经成为今后一个时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工业化，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当务之急。我国农村人口减少的难度很大，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只能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必须与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太急了不行。我们目前城市中的道路、供电供水等基础设施等比较紧张，就业矛盾也很大。如果大量农民都进入现有城市，就会出现发达国家工业化过程中曾有过的城市病，引起很多社会问题。我们必须吸取这个教训。国际、国内的经验表明，推进中国的城镇化要遵循客观规律，与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发育程度相适应，循序渐进，走出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多样化的城镇化道路，使我国传统的经济社会结构在工业化、现代化以及信息化的过程中逐步得到转变。
其次，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进程，走新型城镇化道路，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重大战略意义。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城镇化的战略地位也越发突出。党的十六大作出了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战略决策，十七届五中全会对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作出具体部署，党的十八大强调城镇化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载体之一，是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点之一。而2012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出，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要把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重要任务抓实抓好，要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城镇化对促进我国发展有巨大意义。世界银行认为，城镇化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带动产业发展的发动机。同时，城镇化还有利于缓解我国城乡收入差距，2012年，我国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对增收的贡献率高达50.3%．这主要归因于城镇化。
最后，只有新型城镇化才能更好地实现“中国梦”。走新型城镇化道路，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未来10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让更多的人生活在城镇，不但可以让更多人享受城镇文明，尽快过上小康生活，而且也有助于减轻农村小康社会建设的压力。走新型城镇化道路，是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然要求。新型城镇化，不但会让城镇更好地吸引合格劳动力，更好地提升劳动力素质，而且更加有助于促进城镇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转移农业劳动力市民化，可以让劳动者更加稳定，彻底解决民工荒和劳动力结构失衡问题。走新型城镇化道路，才能更好地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
第四篇: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与青年学生使命担当美丽中国个人心得
欧阳家百创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与青年学生使命担当》个人学习心得
欧阳家百（2021.03.07）
美丽中国这个概念是在2012年的中共十八大上提出的概念，并在2015年被正式纳入“十三五”规划，它强调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的位置。
我认为这个理念的提出，是新中国长期以来的建设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共同产物。在新中国成立至今的七十年里，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在满目疮痍的废墟上建起一座座高楼，创造了一个个令世界瞩目的成就，但是与此同时，生态问题却也伴随而生：过度开垦农田导致水土流失和荒漠化、过度伐木导致森林破坏、高污染工业带来水污染和空气污染。新中国早期的建设者们抱着一腔热血为我们创造了辉煌的经济建设成果，但形势的紧迫和认识的不足使他们忽略了或者没有精力去处理这些环境问题，当时的主流思想中也没有对于保护环境相关的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
而在最近的几十年里，生态环境的破坏导致的负面影响逐渐显现并且不断加深：水土流失使得黄河水质日益下降、荒漠化侵蚀居住地和农田、空气污染使得北京成为新的“雾都”，这些负面影响的危害已经达到了危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程度，并且对于我国现代化建设而言更是一个“硬伤”。自然环境的破坏给依赖于它欧阳家百创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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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自然科学研究带来了一些阻碍，更重要的是此前过度的资源开采消耗了过多的自然资源，以往的这种没有考虑可持续性的发展阻碍了当今的继续发展。
今天，我国的经济和政治建设卓有成效，我们已经有了解决生态问题的物质条件和时间与精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硕果累累，其中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都提到了可持续发展和建设美丽中国，在物质和思想的层面上，我认为已经到了我们正视并着手解决现代化建设带来的生态问题的时候。
在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建设美丽中国之前，我们首先要确立一个观念，那就是建设美丽中国，是要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之中并作为突出的重点，并不是要否定积极发展经济的做法，也不是要求停下或者暂缓经济发展去植树造林、回到原始社会，而恰恰是为了更好的、持续的发展而进行的发展方式的转变，也就是所谓的“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主讲老师在讲座中向我们展示的魏均正是践行这一理念的典型例子。
出生在内蒙古的魏均小时候亲眼见过知青和父母植树防风固沙，当他长成青年时，他也接过了父母的铁锹，但是他不满足于只是防沙，他想在治沙的同时创造经济效益。在长时间的寻找后，他找到了肉苁蓉这种稀少又珍贵的植物并通过种植它获得了第一桶金。可是魏均并不满足，他还带动附近的居民一起种植肉苁蓉，最终把治沙这一项原本只有投入，没有经济效率产出的事业，做成了每年带来两千万收入的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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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老师在讲座上针对魏均的事例问了大家一个问题，魏均现在在种植肉苁蓉的产业中获得了大部分的利润，他是否已经忘却了曾经的初心，同学们的回答不一，我自己也有些不知如何回答。老师很快给出了答案，魏均并没有忘记初心，因为他一开始就想要在治沙的同时获得经济收益，而且这正是将个人利益的实现和大众的利益或者说国家的利益结合起来的行动。当年的他，作为一个青年，担负起了保护生态环境和带领乡亲脱贫的使命，在追求自己事业成功的同时造福身边的人，他依靠的是青年人的活力与干劲，以及开拓创新的勇气，这些都是我们青年人具有的独特的优势。
在建设美丽中国的新征程上，如何将以往没有多少关联的环保与经济发展融合在一起，并不是一个容易思考出来的问题，也是一个新时代提出的新问题，我们青年人恰恰就是解决它们的最佳人选，解决它们也就是我们当代青年学生应当担负的使命之一。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担负起这个伟大的使命呢？我认为首先也是要明确清楚一些误区，比如我们不需要时刻担心会像魏均那样，一旦涉及商业就会被部分人当成忘却初心、一心只为求财，虽然市场确实能够使得人沉迷于金钱而堕落，但是只要我们能记住自己为何而来，坚持做正确的事，涉足商业领域就不会阻碍我们为国家利益作出贡献，就像马云和马化腾两位荣获改革开放模范人物的商业家，坐拥巨额的财富，但是他们的产品却一直在为人们创造更加便利的生活。
此外，我们还要注意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基本原理，我欧阳家百创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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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坚持遵循物质与意识、认识与实践的辩证关系原理。来自瑞典的17岁的格蕾塔·通贝里被人称为推销恐惧的“环保小将”，因为她总是用危言耸听的说法发表令人恐惧的演讲，声称“末日即将来临”，这种所谓的环保行动，在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科学家们看来都是过分的说辞。我们青年人年龄与她相仿，也有成为这种极端激进派的环保者的潜在可能，所以在位环保发声和行动之前，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思考一下，自己是否有站在客观的立场上看待这个问题呢？而除此之外，真正有效的实践也是我们担当建设美丽中国的伟大使命的关键，刚才说到的环保少女所做的行动，除了危言耸听之外，就是一些假惺惺的帆船旅行和对许多国家领导人的言语攻击，我们切忌重蹈她的覆辙，要像魏均一样做一个实干派，撸起袖子加油干。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已经一百年了，他在逐渐中国化的过程中指导了共产党人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新时代的今天，马克思主义仍然在继续指引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身为一位青年学生，在老师的讲解中，了解了建设美丽中国的迫切需要和使命，在未来的学习和工作中，我也会努力去肩负起这一项伟大的使命。
欧阳家百创编
第五篇: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与青年学生使命担当美丽中国个人心得
浅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从而得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对于一个学生，或是普通人知道这个就已经足够了，但做为一个热爱马克思主义、情愿为之奋斗终生的学者来说，仅仅知道这个就是太浅薄不过了。我虽然不是学者，但却是一个热爱和尊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因此，想借此机会谈谈自己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解。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一、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最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实践性。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从而得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这是一个从理论到实践的过程，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是在中国的具体实践中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指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这是在我们党内，第一次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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