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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四重维度刘渠景(西南政法大学,重庆 401120 )[摘 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源远流长的文化本源,厚重沧桑的历史渊源。同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党的领导为根本保证,并体现在宪法法律之中。从文化、历史、政治与法治四重维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根基、历史基础、政治保证以及法治保障,可以在更高层次上促进、巩固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心聚力。[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华文化 多元一体 民族复兴[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803 ( 2021 ) 05-0064-10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民族工作,创造性地提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重大课题。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1 ]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项系统性工程。“从总体上看,意识并不等于认识,因 为 意识 包 含 着 知、情、意 三 者 的 统一。”[ 2 ]( P59 ) 共同体意识又不同于个人意识,具有文化历史性,并呈现高度的理性化与理想化特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仅是中华民族在人脑中的主观反映,更是全国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的精神皈依和情感依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使之由隐性走向显性,由感性走向理性,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心聚力,可从文化、历史、政治以及法治等四重维度着手。一、文化维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根基与近代以来欧洲社会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形成的民族观念不同,中华民族是基于各民族共同的历史文化传统,而非特·4 6·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 2021 年第 5 期[收稿日期]2021-08-24[基金项目]本文系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阐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理论研究专项研究成果。[作者简介]刘渠景,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博士生,重庆市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农村经济法制创新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定的种族、习俗或语言等外部性特征。“中国人之所以是中国人的特性,中华民族之所以是中华民族的特性,不是生理的,而是文化的、精神的;没有中华文化,中国人就不成其为中国人,中华民族就不成其为中华民族。”[ 3 ]( P195 ) 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互为一体,共存共生,不可分割。(一)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基因马克思认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4 ]( P139 ) 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是在人的社 会 历 史 实 践 中 生 成 和 发 展 的。在5000 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儿女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同时也塑造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儿女是中华文化的创造主体和延续主体,而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根基和灵魂。“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灵魂。五千年中华文化体现的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精神标识,其中的核心观念构成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其基本价 值 已 积 淀 为 中 华 民 族 的 文 化 基因。”[ 3 ]( P195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将公元前 800 年至公元前 200 年称为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认为“轴心时代”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期,在此期间产生的诸多伟大思想家奠定了各自文明精神的基础。[ 5 ]( P9-10 ) 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基本价值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基因基本形成于这一时期。在“轴心时代”,中国的伟大思想家直接或间接地提出了天人合一、天下为公、仁者爱人、和而不同等基本文化理念和命题,在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处理上确立了共同体本位、群体优先的基本文化精神和价值取向,最终积淀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基因。天人合一、天下为公的中华文化理念塑造了中华民族内敛而非外扩、追求和谐一体而非分裂与对立的独特民族性格与思维方式,推动满天星斗般分散的中国各民族最终走向多元统一和融合。仁者爱人、和而不同的中华文化蕴含着强大的人文关怀和民族向心力,吸引着周边各民族文化不断向文化中心靠拢、汇聚,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其和合共生、天下大同的发展理念,求同存异、兼容并包的处事方法,振兴中华、民族复兴的爱国情怀,惠民利民、安民富民的人文精神等,在世界文明的历史进程中独树一帜,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 6 ](二)把握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文化格局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是由众多民族在长期历史文化发展中逐步形成的。“各民族共同开发了祖国的锦绣河山、广袤疆域,共同创造了悠久的中国历史、灿烂的中华文化。我国历史演进的这个特点,造就了我国各民族在分布上的交错杂居、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 7 ] 其中,“一体”即中华民族共同体,“多元”即中国各民族。中华民族与中国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关系”。“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观点,最早由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提出,他从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历史学等多学科·5 6·2021 年第 5 期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
视角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形成过程、特点进行系统深入的分析,得出如下结论:中华民族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 8 ] 。费孝通的观点为我们提供了一把认识和理解中华民族总特征及其内在基本特点的钥匙。其中,“多元”主要体现于各民族文化在起源上的地域性、风格上的多样性以及形式上的差异性,“一体”则指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各民族文化相互交往交流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不可分割,共同塑造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多元一体格局既具有“一体”的规模优势、整合效应,又不失“多元”的活力与创造力,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永恒的魅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先人们留给我们的丰厚遗产,也是我国发展的巨大优势。”[ 9 ](三)坚定文化自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根基绵延 5000 多年的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最核心的价值理想、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中华文化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的文化养分和文化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 年 5 月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10 ]坚定文化自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根基,需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中华民族的血脉中自古以来就流动着天人合一、天下为公、仁者爱人、和而不同等文化基因。这些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 5000 多年来不断开拓绵延、兼容并包、融合同化、生生不息的精神密码,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根基,是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底气。中华文化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坚定文化自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根基,需要推动中华文化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华文化在当代的内在延伸。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即当代的中华文化,是中华文化的当代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各族人民共同认同的价值观,是对中华文化多元共生、群体优先的价值理念的继承和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天下为公理念在当代的自然发展,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价值取向上的同向性和心理结构上的同构性,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自然延伸。二、历史维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基础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将来的历史,现实与历史共存于时间之维,脱离历史就无法认清现实。如果说 5000 多年的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本源与文化根基,那么近代以来 100 多年的历史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历史条件和历史前提。(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形成费孝通认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6 6·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 2021 年第 5 期
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 8 ] 对此,可以理解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但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则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所谓“作为自觉的民族实体”,即指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觉醒和形成。这个过程是一个“先觉”带动“后觉”的过程。一方面,一部分先进分子先知先觉,体悟到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文化共同体的伟大,感知到与西方强势物质文明遭遇后整个民族所面临的生存危机,并怀着强烈的担当意识和忧患意识将这种体悟和感知结晶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此启蒙大众共担道义。另一方面,在先进分子的感召下,人们的内在道德良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被激发出来,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构筑之中,最终促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意识总是要借助语言、词汇、概念等载体才能得以表达。“中华民族”的概念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基本的表达载体。“中华民族”一词,最早出现在梁启超 1902年发表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 11 ]1905 年,梁启超又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多次使用“中华民族”一词。
[11 ] 此时的“中华民族”尚不具备现代内涵,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尚处于萌发、酝酿以及 构 建 阶 段。
1907 年,杨 度 在 他的《金铁主义说》一文中写道:“今日之中华民族,则全国之中除蒙、回、藏文化不同,语言各异而 外,其 余 满、汉 人 等,殆 皆 同 一 民族。”[ 12 ]( P374 ) 他所谓的“中华民族”“实已基本具有了中国国内各民族总体的现代含义之雏形”[ 13 ]( P70 ) 。1912 年中华民国成立后不久,孙中山在以临时大总统的名义发布的《对外宣言书》中郑重表示:“盖吾中华民族和平守法根于天性,非出于自卫之不得已,决不肯轻启战争。”[ 14 ]( P8 ) 这是中国官方文件首次使用“中华民族”的概念。此时的“中华民族”主要内涵是“五族共和”,对“多元”的强调多于“一体”。之后出现的军阀割据、国家分裂使孙中山痛定思痛,认为“五族共和”使各民族之间界限太过分明,导致国家整体的无力、无能,主张“举汉、满等名称尽废之,努力于文化及精神的调洽,建设一大中华民族”[ 15 ]( P29 ) 。这又偏向于以“一体”同化“多元”。总的来看,不管是强调“多元”多一些还是强调“一体”多一些,都是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前提的局部调整,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过程中很难避免的情况。直到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以及全国各族人民的普遍参与下,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才最终形成。(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历史必然性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既是一个人为的建构过程,又是历史规律发展的必然结果。从横向看,中华民族雄踞东亚,自成一系;从纵向看,中华民族绵延千年,一脉相承;从内部结构看,各民族互嵌互融,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是各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陈来认为:“这个力量就是我们的中华文化和它所滋养的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它赋予了中华民族伟·7 6·2021 年第 5 期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
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 3 ]( P195 ) 伟大的民族精神是决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然形成的内在精神力量。近代以来特定的外部形势和历史背景,则是决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然形成的外在客观力量。熊锡元认为,民族意识包括以下两个基本方面:“第一,它是人们对于自己归属于某个民族共同体的意识;第二,在与不同民族的交往关系中,人们对本民族的生存、发展、权利、荣辱、得失、安危、利害等等的认识、关切和维护。”[ 16 ]( P113-114 ) 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二方面。如果不是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华民族可能还处于自在的“沉睡”状态,人们也无从在与“他者”的对比中意识到“自我”的得失荣辱、生死存亡。“中华民族自我意识是在 1840 年鸦片战争后,尤其是 1895 年甲午战争后,随着中华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而逐渐形成的。”[ 17 ] 特别是甲午战争引发的民族危机,直接刺激产生了“合群救亡”“保国保种”的民族共同体意识。1931 年 9 月 18 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在与敌人的殊死搏斗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彻底觉醒、形成。
1937年 7 月 7 日日本全面侵华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通过文件、报刊、杂志、学术著作等媒介在中华大地广泛传播,如同天地间一股正气,扩充至全国各族人民心中,成为支撑全国各族人民抗战到底的伟大精神力量。诚如有论者所言:“血与火的共同抗争让各族人民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各民族只有把自己的命运同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才有前途,才有希望。”[ 18 ]( P4 )(三)加强历史教育,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