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22年中国商帮之龙游商帮【精选推荐】,供大家参考。希望对大家写作有帮助!
中国商帮之龙游商帮4篇
【篇一】中国商帮之龙游商帮
中国新五大商帮
专题简介
随着区域经济的新一轮发展，目前中国存在着可以地域识别的商人群体。浙江商帮、山东商帮、苏南商帮、闽南商帮、珠三角商帮并称为中国新五大商帮。
山东商帮
地域分布：青岛、威海、烟台、济南等地。代表企业：海尔、海信、双星、小鸭、青岛啤酒等。代表人物：张瑞敏、周厚健、金志国、张继升。特点：受国有模式影响较大，企业与政府的荣损过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山东企业的麻烦在于，很难发现哪家企业在现代企业制度的探索方面有很好的作为，比如产权问题。
苏南商帮
地域分布：苏州、无锡，常州等地。代表企业：小天鹅、红豆、华西村、沙钢、阳光等。代表人物：朱德坤、沈文荣、吴协东。特点：所谓“又红又专”的集体所有制模式。旧苏南模式所暴露出的弊端其根源在于“社区政府公司主义”，产权模糊，所有者缺位。“二次改制”之际，苏南经济也出现了新的迹象：资本经营、个私经济、园区经济，其代表之一江阴乡镇企业，搞起了资本经营工程。
浙江商帮
地域分布：温州、宁波、台州、杭州等地。代表企业：苏泊尔、正泰、雅戈尔、万向、吉利等。代表人物：鲁冠球、李书福、南存辉、徐冠巨。特点：大名鼎鼎的温州模式创造出私营企业的楷模。温州的原始积累靠的是勤奋吃苦，在体制和意识形态的边缘完成了资本积聚。逐渐从分散的家庭作坊过渡到现代私营企业，从而完成了“工厂制度”。
闽南商帮
地域分布：泉州、漳州、厦门等地。代表企业：安踏、三兴、柒牌、七匹狼、厦新、万利达等。代表人物：丁志忠、丁水波、李晓忠。特点：“爱拼才会赢”这句闽南俗语，代表闽南商帮特点，晋江的造鞋运动可谓闽南商帮崛起的标志性事件。闽南企业往往也是纯粹的家族生意。闽南企业有意识、有生产开发能力，但最大问题是人力资源缺乏。
珠三角商帮
地域分布：珠三角地区，包括广州、深圳、东莞、顺德、中山等地。
代表企业：科龙、美的、格兰仕、TCL、创维等。代表人物：李东生、何享舰、粱庆德、黄宏生。特点：对市场策略、产品策略的研究很重视，例如渠道、网络、广告代理等，无论是TCL，还是康佳、创维，都运用得很巧妙。广东商人的缺陷可能就是太过务实，天天围绕着利润转，战略方面的前瞻性比山东商帮稍有不如。
【篇二】中国商帮之龙游商帮
中国商帮的论文
徽商的成功之道
2016年6月14日星期二
摘要
徽商，即徽州商人，旧徽州府籍的商人或商人集团的总称（现今徽商概念多泛化指所有安徽籍商人。）徽商是中国十大商帮之一，鼎盛时期徽商曾经占有全国总资产的4/7，亦儒亦商，辛勤力耕，赢得了“徽骆驼”的美称。徽商的活动范围遍及城乡，东抵淮南，西达滇、黔、关、陇，北至幽燕、辽东、南到闽、粤。徽商的足迹还远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以及葡萄牙等地。清朝后期，随着封建经济的瓦解，徽商逐渐衰亡。
徽商经营行业以盐、典当、茶木为最著，其次为米、谷、棉布、丝绸、纸、墨、瓷器等。其中婺源人多茶、木商，歙县人多盐商，绩溪人多菜馆业，休宁人多典当商，祁门、黟县人以经营布匹、杂货为多。
徽商在经营中注重人才，做到知人善任，注重市场行情，实行灵活经营。有一业为主兼营它业的；
有根据不同行情、季节变换经营项目的。
徽商讲究商业道德，提倡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义利兼顾。
徽商精神现代价值：敏锐的创业眼光，进取的人生态度，诚信的处世风格，合作的人际关超首的契约意识
关键词：维护封建势力 贾而好儒 经营之道 精神
徽商发展在唐宋，辉煌在明清，是个富有激情与创造力的商帮。他们经营范围较大，从棉（布）、粮食到典当、文具笔墨、茶叶等。他们一般从小就外出经商、进军城市，在每一个有商机的地方，皆可看到徽州人矫健的身影与出色的业绩。其商业资本之巨，从贾人数之众、活动区域之广、经营行业之多、经营能力之强，都是其他商帮所无法匹敌的，在中国商界称雄数百年。徽商靠他们吃苦耐劳的精神与宗族整合势力的优势，挤垮一个个商帮，占领一座座城市，并回到本土大力兴师重教，培养后代。这其中带给我们的是锐意进取，吃苦耐劳，敢于挑战的冒险精神，在中国古代中庸之道为主流的社会形态下显得十分耀眼。
徽商历史代表人物较多，从红顶商人胡雪岩到今天巨人集团的史玉柱，这些都是今天中国家喻户晓的著名人物。
一、徽商与封建统治的关系
徽商虽然在明清时期称雄整个商界，但是在等级制度森严的封建社会里，地位依旧低下。“黄山旧案”使徽商深刻的认识到，必须寻求政治的庇护，依附封建势力，才能保全自己，获得商业利益提高社会地位与威望。
1、对封建官员的巴结逢迎
徽商的足迹“几遍禹内”，每到一处，比广交名流。他们“贾而好儒”，经商之暇，手不释卷，虽为商人，但是谈吐风雅，有士人标格，加上徽商的资本雄厚，对各级官员慷慨解囊，因此士大夫很乐于与他们交往。
他们在官员最艰难的时候伸出援助之手，给予他们帮助，此时的雪中送炭给他们自身带来了官员的信任，虽不能说涌泉相报，但是也能照顾一二。再者，便是与官员联姻，“经济、政治联姻”从古至今屡见不鲜。从徽州家谱中随处可见徽商中，尤其是一些大商人总是和封建官员有联姻关系。如休宁程次公“席故饶用贾起富”；
“其婚姻借郡中名公卿”。
2、坚定的维护封建统治者
早期徽商不辞劳苦，运粮输边，到明中后期徽商积极参与抵抗倭寇侵略的斗争，乃至近代徽商为了抵御外国入侵，踊跃捐资捐物，处处时时体现了他们的爱国精神。因为他们深知，没有国家的安定与统一，就不会有个人事业的兴旺和发达。“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奠定了徽商成功的政治基础，寻求了政治庇护，在商业中获得了有利条件。
二、徽商的儒贾观
宋元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的徽州，既是一个徽民"以贾代耕"、"寄命于商"的商贾活跃之区，又是一个"十户之村，不废诵读"的文风昌盛之乡。在历史上，贾与儒的密切联结，成为徽州商帮的一大特色。传统世代的儒化徽商，一方面促进了徽州故地的儒学繁荣，另一方面反过来又借助于儒学对徽商的商业经营活动产生了深刻的历史影响。
徽商之所以"贾而好儒"，一则因为商业自身发展的需要。由于在激烈竞争的市场上，商品与货币的运动错综交织，商品供求关系变化万端，作为商品经营者须有相关的商业知识和社会知识，才能正确分析和把握市场形势，当机立断以获厚利。同时，随着商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同行业之间以及各行业之间的交往关系日益密切，这又需要商人具备一定的组织管理才干，方能在商海中大显身手。如此从贾就要与业儒结下不解之缘。二则因为商人自我完善人性品格的追求。徽州素称"礼让之国"，尤其在宋代新安理学兴盛之后，崇儒重学的风气日益炽烈，这样的社会环境致使徽商潜移默化地受到熏染和影响，加上徽商中许多人自幼就接受比较良好的儒学教育，孔孟儒家的思想说教、伦理道德，自然就成为他们立身行事、从商业贾奉守不渝的指南。
明代歙商郑孔曼，出门必携书籍，供做生意间隙时阅读。他每到一个地方，商务余暇当即拜会该地文人学士，与其结伴游山玩水、唱和应对，留下了大量篇章。同乡人郑作，也嗜书成癖，他在四处经商时，人们时常见他"挟束书，而弄舟"。所以认识郑作的人，背后议论说：他虽然是个商人，但实在不像商人的样子。
还有歙县西溪南的吴养春，是明代万历年间雄资两淮的显赫巨贾，祖宗三代书香袅袅，家筑藏书阁，终岁苦读。日本侵入高丽(朝鲜)时，朝廷出兵援助，其祖父吴守礼输银三十万两，皇赐"徵任郎光禄寺署正"；
其父吴时俸，皇赐"文华殿中书舍人"；
他和兄弟三人也同被赐赠，史书曾有"一日五中书"之称。
他们有的是在实践中雅好诗书，好儒重学，"贾名而儒行"，抑或老而归儒，甚而至于在从贾致富使"家业隆起"之后弃贾就儒。有的在从贾之前就曾知晓诗书，粗通翰墨，从贾之后尚好学不倦，蔼然有儒者气象。如旌阳程淇美"年十六而外贸，……然雅好诗书，善笔丸，虽在客中，手不释卷。"（《旌阳程氏宗谱》）再如休宁商人江遂志行贾四方时，"虽舟车道路，恒一卷自随，以周览古今贤不肖治理乱兴亡之迹。" （《济阳江氏族谱》）有的则劝令子弟"业儒"攻读，以期张儒亢宗。于是徽商之家，多以"富而教不可缓也，徒积资财何益乎"的识见和态度，往往是"延名师购书籍不惜多金。"（歙县《新馆鲍氏著存堂宗谱》）盼望子弟能够"擢高第，登仕籍"，从而振家声，光门楣。正是"世族繁衍，名流代出。"与此同时，不少徽商还毫不吝惜地输金捐银，资助建书院兴私塾办义学，以"振兴文教"。
徽商以"贾者力生，儒者力学"为基点，竭力发挥"贾为厚利，儒为名高"的社会功能，将二者很好地结合而集于一身，迭相为用，张贾以获利，张儒以求名。
三、资金经营之道
徽商资金组合形势复杂多样，他们对徽商的影响很大。资金组合形成庞大的网络体系，将徽商紧密联系。资金组合需要相互信赖支持，因此更多的发生在同乡同族中，这种资金的结合，用强化了他们之间的地缘与血缘关系，使商帮的结合更牢固。通过贷本经营、合资经营、委托经营称雄全国。
徽商的借贷非常普遍。早期，徽商出生贫寒，必以借贷经商。再者徽商以盐、木、茶、粮等行业都是大宗交易，耗资巨大。即使是资本非常雄厚的富商也难免借贷资金，乘时逐利。
在明代时，徽商的合资经营就非常的普遍，并且当时的合资经营制度已经相当发达，合资人的权利与义务通过契约的形式规定下来。入清以后，徽商的各行各业间均存在合资经营的实例。合同经营更加完善，在合同中不仅区分了商业利润中官利与红利分配的时间都分别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此外，徽商中将资金委托给他人也相当普遍，大体可分为附本经商跟职业经理人。其中“附本经商”是委托人将无人经营的少量资金交付于财力较强又善于经营的受委托人，受委托人以自有的资本为主体从事商业活动，委托人从中获利。
四、徽商精神
1、进取精神
穷困的生存环境迫使徽商走出家门，他们一般以小本起家，闯荡商海。商海浪涛汹涌，凶险异常，一不小心就会搁浅甚至是沉没。然而徽商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受到挫折之后，并非一蹶不振，从此便销声匿迹，而是义无反顾、百折不挠，不成功决不罢休。许多徽州大商人都是经历了无数次失败，最后终于成功走上致富的道路。
2、竞争精神
市场风云变幻莫测，活跃于市场的徽商必须时时细心预测市场，观察市场动向，分析市场行情，审时度势，根据市场商品种类的盈虚和供求情况，对目标市场进行细分，去选择所经销的商品，并且能够使经营时间、地点随供求关系的变化而灵活机变。他们所从事的五大行业：食盐、粮食、木材、茶叶、典当无不是根据市场行情的变化而随机经营的。正是由于他们能够随时观察市场，根据市场变化审时度势，因此面对同行业的竞争，他们时时能走在同行业的前面，能够出奇制胜。
3、勤俭精神
大多徽商是从小本起家，不畏艰难，克服了种种不利因素，经过了一番奋斗拼搏，最后才建立了自己的基业，成为富商大贾的。“致富思源”，他们大多数人特别珍惜得来不易的财富。因此，他们虽然致富，但日常生活仍旧保持在家时的艰苦朴素的作风。不仅如此，他们还以艰苦朴素的勤俭精神教育子孙。
4、奉献精神
这突出表现在大量徽商发财致富后，以种种“义行”、“义举”来奉献社会。徽商由于“贾而好儒”，因而绝大多数人在经商活动中比较重视人文精神、讲求理性追求。虽然致富，但他们依然自奉俭约，克勤克俭。不过一旦当他们面对国难民困或旱荒水灾时，却又会慷慨解囊，将财富奉献给社会。
5、团队精神
徽商是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结成的商帮团体。遍布各地的徽州会馆、同业公所的建立，就突出体现了这种精神，从而大大地强化了徽州商帮内部的凝聚力，提高了市场竞争力。
参考文献
[1]陈阿兴、徐德云.中国商帮[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孟林高. 晋商、徽商成功之道[D].全国商情:分销时代, 2009(11):35-36
[3]赵华富.明清时期徽州的儒贾观[N].安徽大学学报，2011年6期
【篇三】中国商帮之龙游商帮
中国十大商帮之宁波商帮
民谚说：无宁不成市，阿拉（我）宁波人做生意头子活络，不管是千里路，不管是万里远，只要有市面，都有宁波人。
在上世纪，在中国，有十大商帮，而这十大商帮中，“宁波帮”是一大劲旅。19世纪末，20世纪初，有人做过一次调查，旅居上海的外来移民中，以广东人和浙江宁波人最多。在这些移民中出现的有影响的工商界人物，广东帮占一成，其他各帮占二成，而宁波帮占了七成！宁波帮在工商业、金融业等领域不但影响了江浙、上海的进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影响了中国工商业、金融业的进程。
被称之为“宁波帮”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地域群体”呢？岁月的风尘肯定已经湮没了太多的历史细节，但有一个数字仍足以引起人们长思。1920年，上海公共租界共有华人68万，而其中宁波人竟占40万人之多。以上海作为一个最大的集散地，宁波人，宁波帮，这群从小闻惯了海风腥味的人们，这一传统儒学教化之下的新兴商帮，带着商人的精明开阖却不失书生的道德操守，完成了从传统商业到现代商业的转型，真正在中国的近代经济舞台中脱颖而出。
一
在海外的宁波帮中，包玉刚是一位有号召力的人物。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北京会见了一位香港来的客人，他就是大名鼎鼎的“世界船王”包玉刚。
1984年8月1日，邓小平说过一句对后来影响深远的话：“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
在邓小平的讲话鼓舞下，包玉刚行动起来了，他无偿捐资1000万美元建了一座饭店。对此，他没有别的要求，只要求用他父亲的名字命名“兆龙饭店”。邓小平为饭店题写了店名，这在邓小平一生众多的题词中，为一家饭店题写店名并不多见，足见邓小平对此事的看重。
而在众多的捐款中，也许人们记忆最为深刻的是他为家乡宁波捐资兴建宁波大学。
1984年月12月19日，是个大吉大利的好日子。这一天，中英两国正式签订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也就在这一天的晚上，包玉刚与当时的宁波市长耿典华签订了筹建宁波大学的正式协议。这真是历史的巧合。
1985年10月29日，宁波大学破土动工，仅用了13个月，新建的宁波大学就迎来了她的开学典礼。
邓小平的重要讲话，包玉刚的率先垂范，这对海外宁波帮不啻是巨大震动。赵安中、曹光彪、李达三、顾国华、汤于翰、黄庆苗、朱绣山等一大批海外“宁波帮”纷纷捐资，包氏家族也继续出资捐建宁波大学。一个在故乡办学的热潮，在海外的宁波帮中蔚然成风。
今天，当人们走进宁波大学的校园，你会发现这座优美的校园称得上是“捐资助学博物馆”。每一幢楼都诉说着宁波帮人士对“百年树人”的深刻认识；
铭刻着宁波帮人士对家乡的赤子情怀。“要真正富裕起来、强大起来，就靠教育，就靠人才”，这正是他们的共同认识。
宁波大学的成长，宁波帮的慷慨助学，激发了更多的宁波有识人士办教育的热情。宁波万里教育集团又走出了一条中外合作办学的新路子。
2004年4月15日，浙江万里学院与英国诺丁汉大学联合举办的宁波诺丁汉大学在宁波举行了奠基仪式，这是中国第一所独立设置的中外合作大学，从此中国的学子们可以在家门口直接“留学”世界名校了。
二
宁波人办教育是有传统的。它又与一位年轻的改革家王安石名字连在一起。正是他指给了宁波人又一条出路。
1047年，也就是北宋庆历七年的秋天，27岁的年轻知县王安石从今江西临安风尘仆仆地踏上了宁波的土地。
王安石是一位十分执著而务实的人，他把离衙门不远的一处破旧的庙宇改建为县学，并亲自从深山寻找到五位知书识字的老先生出山执教。这五位人物，便是日后在浙东学术史上著名的“庆历五先生”。
宁波文化的种子播种发芽了。从此宁波有了作为学子科举考试的专门场所“考试院”。十余年后，当王安石以参知政事的身份为宋王朝部署改革的时候，宁波的第一代进士也产生了。那些农人商民的孩子经过十年寒窗开始成才，不久，即产生了宁波历史上的第一位状元。
这些原本安放在宁波孔庙里的历代的儒学碑，无不颂扬着王知县当初的开蒙之功。王安石的意义并不在于使少数的民间子弟通过读书做官而从闭塞的小城走向全国，他的更为重要的影响恰恰在于他从此倡导了一种价值取向，形成了一种耕读传家、商儒并生的传统。
宁波人士诸孟家说：“我太公就是对我们讲不能求官，只能求学，有学才可以以后经商。你没文化我跟你做生意做不来的。就是以前毛泽东讲的没有文化的军队就是愚蠢的军队。我那祖宗也是这么讲，有文化我们就能走遍天下，就可以经商。”
这以后宁波出了2432名进士、12名状元，出了数万名举人和数十万名秀才童生，更为重要的是，王安石开创的那种“田家有子皆习书，士儒无人不织麻”的社会氛围，那种尚文尚礼、崇信崇义的地方文化精神，成为了一代代宁波人人格理想的精神支柱。这以后，从宁波走向全国的基本上就是两种人：商人和学人。
所以，从19世纪末以来，包括包玉刚在内的众多宁波帮一直都盼着在自己的家乡有一座属于自己的大学。但在积贫积弱的旧中国，他们美好的愿望始终未能实现。只有在新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包玉刚们的抱负才得以实现。
三
唐宋（618-1279）以来，宁波人向外拓展的目光开始转向中国漫长的海岸线。假舟楫之利的宁波商人，开始与日本、高丽、东南亚沿海国家有了贸易往来。而与宁波毗邻的上海，更成为他们活动的主要区域。
当三北盐碱平原的第一批先行者渡过杭州湾来到上海的时候，黄浦江边还仅仅是一大片滩涂地，一个小小的县城蜷缩在今天的南市。
三江汇流的宁波，是中国最早开放的贸易口岸之一。开放带来的商业文明，使宁波人拥有了一种闯荡天下的勃勃雄心。耸立在宁波江滨老码头上的雕塑，成了这座城市某段历史的注脚。它所表现的，正是印记在一代代老宁波记忆里最常见的情景。当地的口语，向来把外出经商形象地称为“跑码头” 。
当时民歌唱道：“大海泱泱，忘记爹娘。”早期的宁波商人，正是沿着一条“沙船之路”驶向了上海。
沙船是当时的南方最常见的一种商船，尽管这种只有三尺阔的平底木驳船，常常经不起海涛的颠簸，但与走西口的山西人相比，“跑码头”的宁波商人，却似乎少了一些悲凉，多了一份放达。
到1840年鸦片战争前夕，已经有很多宁波商人走出故乡的四明山，来到隔海相望的上海。在那个交通并不快捷的年代，乡音成了游子心中最温暖的慰藉。1797年，宁波人在上海的第一个同乡团体“四明公所”建立了。
对于当时旅居外地的宁波人来说，组织同乡团体不仅仅是出于一种自然的乡情纽带，更是出于一种生存的需要。1819年，宁波籍的号商和船主在上海建立了“浙宁会馆”，而在上海干手艺活的宁波籍下层民众，也本着“亲帮亲，邻帮邻”的互助精神，于1831年建立了“水木业公所”，会众基本上是泥、木、石、雕、锯的匠人。以上两个同乡团体，前者是同乡的互谊组织，而后者则是同乡的行业协会。
另一种更具特色的同乡性的行业，也在这时出现在宁波人聚居的上海滩。裁缝，也就是成衣匠，这也是用沙船带过来的宁波手艺。不过宁波的成衣匠不是一些只会使用剪刀的寻常工匠，他们有一个特定的名字，叫“红帮裁缝”。
宁波裁缝因为专门给当时被叫做红毛人的外国人做西装，因此就被称作“红帮裁缝”。据说他们的祖师爷宁波人张尚义，是一个在横渡杭州湾时翻船的幸存者。这位当年的宁波小裁缝因为抱住了一块破船板，经过数天的漂泊竟得以到达日本的横滨。在言语不通、满目都是陌生人的异国他乡，他居然凭手艺找到了自己的职业，为停泊在那里的俄国船员修补西装。心灵手巧的张尚义很快成了西装裁剪的高手，多年以后，他的儿子张有松回到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西服店——福昌西服店，并向宁波同乡广为传授手艺。
“红帮裁缝”作为一个群体，最早是依托上海滩才得以扬名，以后他们的足迹逐渐遍布了大江南北。这些出身卑微的宁波裁缝，成了中国近代服装改革的先驱，由他们所创造的中国服装史上的很多个第一，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据史料记载，中国的第一套西服、第一套中山装，甚至第一部西服理论著作，都是出自宁波人之手。
中山装的设计者王宏卿之子王汝珍说：孙中山先生提出来了,（袋口）要用笔架形,那个时候我父亲问他,为什么要用笔架形，因为笔架形做起来比较麻烦啊，圆的做起来简单啊，他说呢，这里有意义的，什么意义呢？就是我们的革命要用知识分子，等衣裳全部做成以后，孙中山先生来了，（这种款式）称为国服，具体名字就以中山先生命名就叫“中山服”。
宁波裁缝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垄断了各地的西服制作业，日后上海南京路上涌现的最有名的西服号，几乎都是宁波人所开。后来的事实证明，“红帮裁缝”的影响并没有随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而消失，即使在1949年以后，毛泽东等新中国领导人身上的服装，几乎都是由“红帮裁缝”的传人巧手制作的。
今天，这个中国东部的城市，仍是名副其实的服装之都，在国产的每十件服装中，就有一件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
四
随着宁波商人北渡上海，并从上海辐射到北京、天津、汉口等各大城市，药材商的足迹也如海鸥逐浪般地流向四方。宁波商人经营的著名药铺，如上海的童涵春、冯存仁、蔡同德，北京的同仁堂、天津的达仁堂，都是这些城市的药业名店。今天我们仍可以看到这些百年老店的金字招牌，未见丝毫褪色。
京城名店“同仁堂”，是宁波乐氏于康熙年间（1662-1722）创办的药号。同仁堂“有方皆法古，无物不藏真”。北京故宫博物院里现在还陈列着慈禧吃剩的两枚“乌鸡白凤丸”，上面有光绪年间同仁堂制作的印记。
经济发展的首要条件就是资本，宁波人开始把钱庄办到了上海。因为在家乡早就拥有了开办钱庄的经验，所以宁波人的钱庄一进入上海，立刻就显得游刃有余。
在十九世纪整整一个世纪，再延续到二十世纪初，宁波有几个商业家族集团在上海从事钱庄的经营。比较著名的有镇海的李家（小港），镇海的方家（桕墅方），镇海的叶家（庄市），也就是叶澄衷，以及慈溪的董家（三七市），董棣林，再后来是秦家，秦君安。上海十大钱庄资本家家族集团，宁波商人就占了五个。
钱庄是靠个人的信用作为担保的，它发行的叫庄票，这个庄票非常简单，它上面是用毛笔手书的，但是它的信誉相当好，当时的中外客商都很欢迎这种庄票，称作“上海头寸”，相当于硬通货。
钱庄发行的庄票，在上海地区当时季节性的棉花、茶叶和蚕丝大收购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这样的收购旺季里，巨额的资金流动，必然会带出很大的资金缺口，而钱票起到了缓冲的作用。
五
宁波商人在自己的以迹过程中，创造了许多个“中国第一”。
1897年，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华人银行——中国通商银行，这是中国传统金融业迈向现代的响亮信号。
而真正独立创办以一个城市为标志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是四明商业储蓄银行，1908年成立的时候，董事会、总经理，全部都是宁波人。
正如早期的宁波商人转而发展钱庄一样，在上海的宁波商人已经看到了资本运作的巨大拉动力，他们从商业领域大踏步地转向了资本运作领域。这预示着宁波商人的经营理念已经得到了巨大提升。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西方列强在华的势力一度松懈，宁波商人迅速抓住机遇，在一年之内就创办了上海煤业银行，民新银行，日夜银行，中华劝业银行等十余家银行。同时，又接盘创办了中国垦业银行，中国企业银行等多家新式商业银行。
以宁波金融家为主体的上海银行家队伍，一时被誉为“江浙财团”。
宁波籍人士创办的金融业，对在上海的宁波工商业者的发展带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在上海这片开阔的“滩头”里，宁波人成了引领当时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的第一家日用化工厂，第一家机器染织企业，第一家灯泡制作厂，最早的民营仪表专业厂，甚至最早的保险公司，房地产公司，证券交易所，都在宁波人的手里诞生了。
在传统行业中站稳脚跟的宁波商人，开始把目光投向了更多的新兴产业。
宁波商人黄楚九，最早是从中药行业起家的，后来又介入了西药业。但他真正成名是发明了“艾罗补脑汁”。
黄楚九在药业上有所获利后，就转而开拓娱乐市场，他在1912年创办“新新舞台”，第二年又在舞台顶层开设了中国第一家“屋顶花园”，再其后，又开设新世界游艺场，几经操作，成为业内高手。1917年，黄楚九出资80万元，建成了“大世界”游艺场，一时震动大上海。但黄楚九并未因此罢手，再于1924年创建中华电影公司，成为大上海的跨门类的商界奇才。
二十世纪初，当“电影”作为舶来品传入中国的时候，更多的人还只是惊叹于这种“西洋镜”所具有的神奇魅力，而又是那些精明的宁波人率先觉察到了其中的商机。早在黄楚九之前，宁波人就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自主制片的影片公司——幻仙影片公司，拍摄并执导了中国的第一部故事片《难夫难妻》。这批宁波籍的早期电影人，后来被写入了中国的电影史册，他们中包括中国电影的早期拓荒者张石川，以及创办了天一影片公司和邵氏兄弟影业公司的邵醉翁、邵邨人、邵仁枚、邵逸夫等著名人物。
1933年，二十几岁的董浩云离开当时属于宁波的舟山定海，到上海发展。几经挫折，几经奋斗，终于成为中国的第一位世界船王。
董浩云和稍后的包玉刚，都成了国际航运界令人瞩目的骄子。
历史不会忘记宁波帮在每一个关键时刻为中华民族所作的贡献。
一大批著名的宁波商人出现了，这时，人们不能不对这一群从浙东山水中走出去的人们产生出了“帮”的概念。“宁波帮”此时已经从传统的商帮中脱胎而出，成为地域性的经济人才群落。
不管是北京的，还是其他各地的同乡会，他们的具体细节到底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不但证明了当时在外的宁波商人已经多到了需要集会的程度，而且，宁波商帮作为一个无形有质的“帮”,除了 “商儒一体”的共同地域个性外，它的内部还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心理认同机制。“同乡”这个词，正是他们把各自看作与自己“同一种人”的强大纽带，同乡会强化了这一种心灵契约关系，并使它组织化。
六
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曾产生过徽、鲁、闽、晋各帮，兴盛了数百年，最后都衰落了，而宁波帮为什么能够继续活跃在中国的经济舞台上呢？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与时俱进，不断地更新，不断地创新，使自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现在在家可以看到，一些今天看来还很时髦的行业，最早都是宁波人搞起来的。
还有就是王安石开创的那种“田家有子皆习书，士儒无人不织麻”的社会氛围，那种尚文尚礼、崇信崇义的地方文化精神，成为了一代代宁波人人格理想的精神支柱。这以后，从宁波走向全国的基本上就是两种人：商人和学人。
在宁波天一阁收藏的历代文献中，有五百多种宁波人宁波地方的家谱，在这些家谱所记载的人物传记中，常常找到这样一些资料，说是某某家族、某某人从小喜欢念书，因为社会的动荡，家里的经济条件不行了，只能去从商，然后他从商成功以后，他又拿出钱来办学，做善事，或者要他的后代继续从事科举、读书，比如买办杨坊的家谱，里边就讲到，他们家以前也是书香门第，后来家道中落，他不得不放弃读书，去经商。李氏是宁波的名门望族，他们的家族里边有很多学者，到了近代也是这样，家道中落以后就出去做生意了，所以宁波近代商人的一大特点，就是他小时候肯定念过书，或者说经商以后，成功以后又继续从事教育的，募捐，或者让他的后代继续念书。
更有意思的是，宁波人把两条出路巧妙地结合了。宁波的学子从一开始起就有一种“转而从商”的准备。官宦仕途风险环生，读书为官常常投入太多而成功率极低，于是在开蒙阶段，宁波的家长们要求学子的首先不是八股策论，而是实实在在掌握三门实用的技巧：书法、尺牍和珠算。他们认为一个学生首先应当能写一手好字，会打一手好算盘。这样，即使到头来求不了官，也能当一个好商人。宁波商人后备力量的文化培养机制就这样的形成了。
再有，就是宁波的区位优势赋予了这座城市在中国的水运和物流集散中的特殊地位。中国有漫长的海岸线，南北船只在宁波交汇、贸易、周转、集散的。这样一个非常著名的港口城市，它还有一个很有利的地方，就是京杭大运河，大家都知道的，它是通到杭州。从杭州到宁波又有一条杭甬运河，所以这里的物资从上海到了宁波，又可以从宁波顺着运河到杭州，再从杭州顺着京杭大运河上溯，上溯可以通过它的各条水系，又四通八达通向中原地区，通向北方地区。
这时候，宁波就不仅仅是一个小区域的中心城市，它实际上变成了中国东南地区的物流中心。在清代（1644-1911）的康熙、雍正、乾隆三代里，这座城市里云集了徽、鲁、闽、晋各帮客商，同时也汇集了南北的船帮。在今天的甬江边上还保留了两座完整的船帮会馆。庆安会馆是南线船帮的会舍，而坐落在它边上的则是北线船帮的安澜会馆。他们所跑的航线不同，但是他们都信奉共同的保护神妈祖，并把这位航海女神尊为“天妃”和“天后”，也就是至尊女神。
宁波为什么有很多人在世界上创业呢，因为宁波过去是太苦了。宁波地区农业生产的粮食是不够吃的，逼的宁波人要往外走。所以在上海也是这样，上海后来买卖做得大的，各行各业几乎都是宁波人。
【篇四】中国商帮之龙游商帮
“黄村帮”：中国商界风云人物
施建;郭艳萍
【期刊名称】《世界》
【年(卷),期】2005(000)007
【摘要】让我们先来看一组数字。
【总页数】3页(21-23)
【关键词】风云人物;商界;中国;百货业
【作者】施建;郭艳萍
【作者单位】无
【正文语种】英文
【中图分类】F42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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