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让拿着锄头的农民，跟上中共的脚步确非易事。因而，为乡村党员建立有组织的生活是中共基层支部的工作任务，目的是训练合格的中共党员。问题是，相对党员的思想政治训练，以扩军、征粮为主要内容的战争动员有着更为直接的现实紧迫性，使得基层支部更似任务型组织。由于支部生活的中心内容就是战争动员，使得新党员训练、模范支部建设也是以此为中心而展开。中共基层组织生活的事务化必然带来党员思想训练的弱化，为了弥补思想建党的不足，定期整党就成为中共保持组织纯洁性的经常性手段。
关键词 支部 组织生活 事务化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6）05-0098-08
对共产主义政党而言，个体加入党组织后，意味着自己的生活将由组织来安排，而不能再以自我为中心，以家族为本位；意味着个体的交往要打破传统的差序格局，同志间的革命友情要超越一切亲情与爱情；意味着为了组织的需要随时可以献出自己的一切，包括自己乃至全家的财产与生命。对于乡村中的小生产者而言，实现这种转变无疑是困难的、痛苦的。几千年来，中国乡村养成了安于天命的顺民，让他们用生命的代价与传统决裂，无疑是要给予他们第二次生命，即便如此，趋利避害还是人类生存的本能。可见，为乡村党员建立有组织的生活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而这恰是中共基层支部努力的方向。
一、支部生活的建立
支部是中共的基本组织。根据《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农村、工厂、铁路、矿山、兵营、学校等机关及其附近，凡有党员3人以上均得成立支部，“公推书记一人或推三人组织干事会”，隶属中共地方执行委员会。不满3人之处，设通讯员，隶属于附近地方支部或直接属于中央。①秋收起义暴动后，中共基层组织成为星火燎原的革命火种，先后建有工厂支部、街道支部、学校支部与农村支部等多种类型。在农村，每村（即农民聚居的最低单位）有党员3人以上即建立支部，在互相接近、关系密切，而群众又不多的几个自然村，则合组一个支部，下设支分部或小组。人数很多的村庄应根据村内居住情况建立支分部或小组。②这一时期，受共产国际有关各国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影响，中共在组织上强调领导干部的工人化，加之以肃清“AB团”为中心的党内斗争扩大化，多数基层支部的组织生活都没有真正建立起来。
1930年2月7日，赣西特委、赣南特委与边界特委合并组建赣西南根据地，赣西包括吉安、袁州，赣南以兴国为中心，包括南康、唐江、赣州，边界以永新为中心，包括湖南的茶陵、攸县、莲花、宁冈等县，赣西南有群众三、四百万，党员三万余人。根据赣西南组织问题会议记录，地方党组织建设中最严重的问题是支部工作。支部生活非常缺乏，必须上级召集才能开会，内容就是上级负责人作报告，此外，再无别的工作。《讨论赣西南组织问题的会议记录（1930年10月13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0年②》，1992年（下同），第103～107页。以兴国、永新为中心的赣西南根据地，有着较好的干部素质与群众基础，支部生活尚且如此，其他根据地的情况可想而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苏维埃地方政府暂行组织条例，撤销了此前准备委员会中有关行政村的设置，乡苏维埃成为根据地政权的基本组织。《苏维埃地方政府的暂行组织条例 （1931年11月）》，韩延龙、常兆儒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第2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8页。根据中共组织章程，基层党组织是以行政区域的最低单位为支部，也就是以乡为单位。支部既是中共领导群众的核心、革命斗争的武器，也是扩大党组织的工具、干部人才的养成所，可以说，支部就是党员生活的新家园。对支部而言，如何使党员过有组织的生活，或者说，给党员安排什么样的生活，是根据地基层党组织面临的最大问题。
支部生活主要表现为小组会、支部委员会与党员大会等集体活动。以支部委员会为例，按照中共赣西南特区委关于支部工作的规定，支部委员会每7天开会一次，每次开会要讨论一个训练题目，此题目在会前要先做准备，以便开会讨论。开会时，党员对报告及讨论问题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起立请主席解释，至明了为止。主席应促使每个党员发言，提出详细的问题来激发党员的发言兴趣，指定不发言的同志发言。遇到有问题须待解决和决定时，要投票表决各种意见，两个意见同等票数不能解决时，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同时，上级出席人如遇党员有错误的意见时，有纠正的责任，若开会的同志精神不好，出席人应随时提出批评。开会时，无论何人不得任意出入会场，如有特别情况须离会时，应向主席请假得其许可。《中共赣西南特区委关于支部工作的部署（1931年6月7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1年》，1988年，第71～72页。可以看出，相关议事规则体现了中共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而有关会议组织纪律的规定则暗含着革命气氛的紧张及可能存在的风险。因而，如何使党员习惯于组织生活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苏维埃中央政府成立前，党员发展秘密进行，强调组织生活的规范化，无疑增加了身份暴露的风险。同时，由于吸收党员不是根据个体意愿，而是由党组织秘密决定入党人选，介绍人为规避身份暴露的风险，地域与亲友关系就成为吸纳党员的便利手段，以致于一些老实而无工作能力，政治上不求进步的落后分子被拉入党，在中共苏区中央局看来，这是没给群众“自动要求入党的机会与权利”，是把工农群众中的积极分子排斥在组织之外的关门主义。1932年2月11日，中共苏区中央局通过《关于党的发展问题决议案》，强调公开吸收党员，履行入党手续。对于新入党的党员，必须给予特别的教育与训练。一方面要分配具体工作，接受实际工作训练，同时，支部要进行个别谈话，组织新党员训练班。《关于党的发展问题决议案》，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下同）：《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3，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047～2050页。应该说，中共组织系统的健全与完备，为规范支部生活提供了便利，但从各级地方党组织的工作报告来看，党员大多还不习惯于组织生活。在江西上饶、崇义两县，地方党组织虽有相当发展，但因拉夫、欺骗的原因，不断有党员要求出党，有的区3个支部就有2个要求出党。《中共河西道委给苏区中央局的综合工作报告（1932年5月17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2年①》，1992年（下同），第1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