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统筹推进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是新时代党中央管党治党的重要方略，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党自身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是耦合共生、相互统一的辩证关系，二者统筹并进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内在要求，是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现实要求，更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必然选择。积极探索二者协同发力的实践路径，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旨归，遵循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推进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融会贯通，将长效监督作为统筹推进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的根本保障，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思想建党;制度治党;统筹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中图分类号：D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20）01-0009-07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高度重视党的建设，提出新形势下管党治党要“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1]的新要求，体现了我们党对自身建设规律认识的新高度，是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重大创新。新时代加强党的建设，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要正确把握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的辩证关联。
一、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的内在辩证逻辑
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两翼，也是中國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的重要策略。思想建党是指党为了保持自身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而在思想理论方面进行的一系列的工作[2]（P94）。 制度治党是指把长期以来党的领导工作和党内生活中的经验通过概括总结，上升为党的成员必须遵守的党内法规、条例、规则等党的制度，并且严格贯彻落实。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互动融合，二者缺一不可。思想建党对制度治党的完善和优化具有引领作用，使制度治党在正确的思想价值理论指引下执行和实施。制度治党作为思想建党坚实的支撑和保障，使思想建党不流于形式，真正落到实处。二者一“刚”一“柔”，一“软”一“硬”，同时同向发力才能使党的建设达到应有效果。
（一）思想建党是制度治党的内引力
思想建党要求抓好党内的思想理论建设、理想信念建设、思想道德建设和思想作风建设，巩固思想建设基础地位。中国共产党在党建中重视“自律”，在党的各项制度建设中强调以理念自觉来牵引制度的制定、完善、优化和实施，从而影响和制约制度治党的成效。思想作为基础和前提，对于制度治党的成效起决定作用。首先，思想建党直接决定着制度治党的实践方向。思想建党所蕴含的价值理念为党的制度建设明确了方向，直接决定了党的制度建设的价值旨归。只有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做指导，才能确保党的制度建设沿着既定的正确方向前行。其次，思想建党影响制度治党内容的完善和优化。思想的变动直接关乎制度在执行过程中内容的调整，在不断变更的党情、国情、世情下，如果没有思想理论的与时俱进和科学指引，制度治党在执行过程中犹如没有航标的帆船，有可能偏离航道。在中国共产党98年的发展历程中，党的思想理论随着实践的不断变化而发展，党的相关制度在执行过程中也随着思想理论的变化而更新和完善，只有用科学先进的思想理论武装全党，才能确保党组织坚强有力，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最后，思想建党影响和制约着制度治党的具体实施和执行过程。制度的建设、实施和执行离不开行为主体，行为主体的思想觉悟水平决定了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制度实施的实际效果，思想建党影响着制度治党整个过程的完善与革新，思想建党如果流于机械的形式，制度将形同虚设，无法贯彻执行。
（二）制度治党是思想建党的根本保障
思想建党意在用先进思想武装党员，使广大党员坚定理想信念，遵守党的纪律，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而这些往往需要具体化为党章、党内法规和党的纪律条例等规章制度作为载体和保障，方能使内在的思想更好地转化为外在的行动，即通过制度治党确保党的思想纲领落到实处。首先，制度治党是思想建党规范表达的载体和保证。在党的建设中，制度作为思想建设的载体，以其权威性和强制约束力使党内普遍的思想信念、主体意识落到实处，以其刚性保障了思想建党规范表达的实效性，保证思想建党不因环境的改变发生变化、扭曲和夭折。若制度载体缺位，思想建党将成空中楼阁，无以为基，无法发挥应有功效，党的执政理念也会出现偏差和错误。其次，制度治党是思想建党科学发展的“净化器”。制度治党在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即基本制度的制定的同时，强调制度的实施过程，突出“治”的重要性，如严格管理党员、严明党规党律、严肃党风党纪、严惩贪污等。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治国理政过程中形成的思想理念不可能完全通过共产党人的自觉意识完好地保留并延续下去，这就需要制度对党员干部加以“净化”，只有“建制”“用制”，以“制”“治”党，才能清除思想建党过程中的“污染源”，有利于发挥制度治党的“净化”作用，进而持续提高思想建党的“免疫力”，形成科学的思想建党理念，确保思想建党科学发展。通过制度治党对思想建党的积极配合、协同发力，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从根本上确保党员干部思想上的纯洁性和先进性。最后，制度治党有利于党内先进思想文化的塑造与衍生。党内制度是党员干部行为选择时必须参照和执行的标准，在无形中引导党员干部的行为选择和制度内化，将思想教育的内容内化于心，然后通过设定的制度外显于行，久而久之，也将以文字形式规定下来的思想通过行为又一次地内化于心，这就塑造了一个良好的政治生态，使党内的思想文化得以正确地塑造和衍生，也有利于党内良好的执政文化的塑造。将党章和党内法规制度作为检验党员干部思想行为的标尺，使全党塑造和衍生出一种讲政治、明界限、懂法规、有纪律、重制度、抓执行的党内先进文化，从而对制度建设起到润滑作用，易于加速党内政治文化生活良好态势的形成，有效推动制度的进一步健全和优化。
（三）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耦合共生、有机统一
在党的建设中，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互为表里、相辅相成，二者缺一不可、相得益彰。一切伟大实践都离不开正确思想的指导，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党的各项制度将失去牵引，无从发力。同样，如果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指导地位失去制度保障，党的思想建设将出现偏差。在当前形势下，党内依然有少数党员干部盲目地认为只要制定好了制度，就可以很好地执行制度，不注重思想政治工作，甚至少数党员认为组织开展思想理论学习、定期进行谈话都是流于形式，多此一举，没有正确领悟和理解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统筹推进的意义，造成思想建设片面化和简单化，制度建设虚空化和形式化，使制度得不到有效落实。也就是说，抛弃思想建设，没有精神之钙，制度建设就会大打折扣。同时，如果思想建党缺乏制度的支撑和保障，就会形同虚设，无法贯彻。因为思想上的教育不是万能的，它会受到来自主体、客体以及教育环境等诸多方面的影响，离开制度治党，思想建党将会软弱无力、难有成效。作为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必由之路，与时俱进统筹推进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使二者协同发力体现着内在统一性，它们各有侧重，同时紧密相连，如鸟之两翼，车之双轮，是相互统一耦合共生的互动关系。中国共产党在98年的党建实践中，不断建立健全以党章为根本基点、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价值指向、以民主集中制为内在核心的制度体系，为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提供了制度保障。中国共产党各项制度所具有的外在普遍强制力，通过社会规范和社会控制方式，使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行为得以规范，以制度的刚性要求确保了正确思想的稳定、长久，为共产党人补好精神之“钙”提供了制度保障。同时，始终践行思想建党的价值追求，积极推进思想建设，把制度约束与思想引领、思想基础统一起来，充分体现了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形成了良好的思想统一、行为一致的党内生态环境，在推进党的建设的进程中实现全面从严治党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无缝连接。
二、新时代统筹推进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的價值意蕴
（一）统筹推进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内在要求
马克思恩格斯在长期的实践探索和经验总结的基础上，形成了无产阶级党建理论，其中蕴含了丰富的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思想，为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提供了科学指南。在思想建党方面，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要想推翻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实现自身的彻底解放，必须有科学的革命理论做指导，建立一个具有高度组织性、纪律性的无产阶级政党，让其成为革命的领导者和先锋。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进行最彻底的决裂” [3]（P421）。
思想只有不断革新才能保持先进性，同样，理论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马克思恩格斯在长期的实践探索基础上，对无产阶级运动的背景条件、发展进程和一般结果有着深刻的了解与思想认知，并在《共产党宣言》中阐明了党的性质、纲领、组织原则、入党条件和国际主义等原则，形成了无产阶级党建理论，使党的思想理念得以规范化。列宁也强调了思想建设的重要性，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 就不会有坚强的社会主义政党” [4]（P161）。他提出“灌输论”，强调用思想建设来确保党具有持续的战斗性和先进性，强调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加强全党思想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
在制度治党方面，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过程中，共产党仅仅成为无产阶级的领导者和先锋力量远远不够，还需要加强方方面面的制度建设来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他们对无产阶级政党的制度建设进行了一系列的设想，形成了无产阶级政党制度建设的一般理论。在坚持工人阶级政党阶级地位独立的前提下，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用暴力革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制度，提出“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5]（P66）。在政党建设初期，他们高度重视党的纪律建设，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制定了章程，并规定了严格的纪律，“我们现在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否则将一事无成”[6]（P413），强调用铁的纪律保持政党的纯洁性。与此同时，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一些重要的党的组织原则和纪律规范来推动党的制度建设，如民主集中制、选举制、密切联系群众制度等。列宁也高度重视制度建党，指出“徒有其名的党员， 就是白给， 我们也不要” [7]（P215），强调加入党组织必须有严格的制度和程序。十月革命后他进一步指出：“我们所有经济机关的一切工作中最大的毛病就是官僚主义。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 那就是这个”[8]（P300），强调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过程中，要通过制度建设与官僚主义做斗争。中国共产党是靠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重视党的制度建设。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明确提出了“党内法规”的概念，强调用法规制度建党，起草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关于健全党委制》，建立了党委制。邓小平对制度治党的概念做了进一步深化，指出要从国家制度和党的制度上对党员和党组织进行严格的监督和规定。基于今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他强调了党规党纪建设在制度治党过程中的重要性，指出新时期在加强组织制度、工作制度等方面更为重要，并依据党章，围绕着民主集中制，对党内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了规定，进一步完善了党的制度体系。
习近平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和总结我们党自身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对新时代党的建设提出双重要求。首先，思想上要求具有先进性、纯洁性。
习近平指出，信念是本，作风是形，本正而形聚，本不正则形必散。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在全党范围内扎实开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加强了党的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保障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其次，制度上要求具有严格性、规范性。从从严治党到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建设相联系，提出建设严密的党内法规体系，一方面强调用制度规范权力的运行，另一方面强调制度的顶层设计，长远目标[9]（P80），将以往的制度建设提升到新的高度。实践表明，新时代统筹推进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有效巩固了党的执政地位，提高了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力，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必然要求和结果。
（二）统筹推进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是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现实要求
加强思想建党是党的全面领导顺利推进的基本前提。党的领导源于党的指导思想的科学性、先进性、真理性。只有思想理论的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才能确保党的全面领导更加合理合法有序。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思想建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并不断推动其创新发展，用以武装全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新时代党和国家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新时代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对党组织管党治党不力、党员理想信念淡化、宗旨意识薄弱、党性修养弱化等问题的回应，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加强思想建设的要求。深刻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涵，将其融会贯通，进一步深化理解这一创新理论在新时代的现实意义，始终坚持旗帜鲜明讲政治，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始终坚定 “四个自信”，真正做到“两个维护”，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拧紧全党思想上的“总开关”，从根子上解决思想理论武器存在的问题，切实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将创新理论更好地指导实践，进而提高党对各方面的领导能力，为早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锻造坚强的领导核心。
强化制度治党是确保党的全面领导坚强有力的重要保障。思想建党的成果和经验需要以制度形式予以固化，确保党的领导持续长久。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扎实推进党风廉政建设，聚焦反腐斗争，一系列腐败高官纷纷落马，许多案件都是“拔出萝卜带出泥”，出现“系统性腐败”“塌方式腐败”“山头主义”“圈子文化”“利益集团”等现象，一些企业党组织作用 “弱化”，地位“边缘化”，党员干部管理教育“虚化”，党员先锋模范意识 “淡化”等现象普遍存在，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制度的缺失和执行的不到位，党内规章制度的落实还存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下级监督太难”，导致权力脱缰和监督机制失灵。新时代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从根本上彻底清除各种危害弱化党的领导的流毒，关键是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不断规范和创新监察机制，强化制度的执行实施，以制度的权威性和严格性来保障党的全面领导，实现“抓铁有痕、踏石留印”。
（三）统筹推进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是全面從严治党的必然选择
统筹推进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深刻诠释了全面从严治党的丰富内涵。“全面”就是管全党，从党的自身建设来说，“五位一体”的总布局均要覆盖到，任何一方面都要从严管治，以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的协同推进来确保从严治党的各个方面的整体性和系统性;从内容看，党员、党组织，党的建设的各个领域、方面和部门都要管、要治。“从严”，一是思想上要从严，补足理想信念上的精神之“钙”，不得“软骨病”;二是制度上要从严、
坚持严纪律、严措施，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管党治吏真抓实管，严抓腐败，预防和严惩相结合，“老虎”“苍蝇”一起打，标本兼治。做到敢管敢严、真管真严、长管长严。“治”是管党治党，突出全面从严治党“治”的动态过程。在“治 ”的进程中，广大党员作为 “治”的主要对象，思想建党为党员干部划出了思想上不可逾越的红线，标出了精神上追求的高线，增强了党员的政治意识和责任担当，保证了“治”的顺利推进;制度治党为广大党员划出了行动底线，标出了不可触碰的警戒线，使党员干部不踩线、不越界，全党行动统一、党纪严明。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是全面从严治党不可分离的两大抓手，将思想教育的“柔”与制度约束的“刚”有机结合，同时同向发力，诠释了全面从严治党的科学内涵和时代意义，为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开辟了一条崭新路径。
统筹推进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有利于促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开展。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在治党主体和治党范围上做到全面，对党员干部标准和要求做到从严，不仅依靠党员干部通过思想教育达到高度的自觉性，使他们提高思想认识，严于律己，不想腐，而且有严格的制度、纪律来保证，使广大党员干部不敢腐、不能腐，提升全面从严治党效果。通过思想建党，党员可以审视自己的“三观”是否出现问题、思想上是否滑坡、精神上是否动摇、政治立场是否变化、个人行为作风与党的先进性是否背离，以提高自身的政治素质、精神境界和党性觉悟;通过制度建党，可以规范和约束党员干部的行为举止，让权力在阳光下实施，以系统规范、科学合理的制度防止贪污腐败等各种不正之风和权力滥用行为，保证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的落实，使长期以来党的建设中存在的弊病得到及时解决。
三、新时代统筹推进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的实践路径
（一）将以人民为中心作为统筹推进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的价值旨归
以人民利益为中心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作为新时代推进党的建设的两个抓手，思想建党和制度建党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于新时代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的实践过程中。首先，要加强马克思主义人民史观教育。积极引导党员干部自觉学习并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实践中践行和传播新思想，始终做到对党绝对忠诚，提高党员干部党性修养，夯实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基础，始终不忘“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充分发挥思想建党在理论指导、党性要求和性质宗旨上价值引导的优势作用。其次，坚持群众路线。在统筹推进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过程中，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始终立足于人民群众的本质需求，思想上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为民执政”的理念内化于心，制度上将 “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以规范的形式外化于行， 并贯穿于各个环节的各项建设实践中， 保障人民切实合理利益的实现。最后，要回应人民的诉求。将党性和人民性有机结合，净化党风政风， 使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显著提高，将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与党内问责、监督等一系列制度举措相结合，规范“三会一课”和“四议两公开”等基本制度，发挥制度治党在管人管权等方面的约束作用，充分彰显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的聚合效应，积极培养能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党员骨干，真正做到与人民群众心连心、共命运。
（二）将统筹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融会贯通作为主要环节
统筹推进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就是要“做到思想建党的制度化，制度治党的思想化”[10]（P46）， 实现二者统筹推进，互动融合。思想建党的制度化在于把思想建党的理念通过制度规定上升为所有党员普遍遵守的规章制度，使之成为党内的思想共识;制度治党的思想化则是指党员干部应当把对制度治党的认知、理念思想化，从思想认知上重视制度治党，从行为方式上认可制度治党。首先，把思想建党的理念内化到制度治党中。“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10]（P46），要把思想建党的内在性、教育性、潜移默化性渗透到制度治党的各环节中。将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正确价值观念潜移默化地融入制度的遵守制定、执行实施、监督问责等制度治党各个环节，在党内组织生活中以正确的思想理论指导制度修订和实施，形成党的指导方针、根本宗旨、价值理念、党性要求与党内法律规章制度的内在有机统一，把思想建党主观的内在思想动力转化为制度治党外在的客观物质力量。其次，把制度治党的举措融入思想建党。将制度治党的外在性、稳定性、强化性融入思想建党的每一步中，在党内形成制度保护思想成果的思维模式，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党的组织生活制度和学习教育制度，通过将党内实践生活和理论学习制度化，实现制度融入思想建党之中。加强理论创新与制度优化相结合，及时总结思想建党过程中的宝贵经验和优秀成果，将其规范并通过法律法规等方式加以固化形成规章制度，用制度治党的强制保障性巩固思想建党的理论成果。最后，将统筹推进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融合于国家和社会建设各环节中。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让思想内化于制度治党，使思想元素嵌入制度体系，将思想建党与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融合， 引领制度治党步入法治建设的轨道，提升思想建党的法律和文化意蕴， 加强制度治党的理论研究，依据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理念、国家发展的新理念，把思想建党的价值观念转化为制度创新，让制度的实施更加科学、系统和有效，使制度建党更加严格规范、精准细致。新时代统筹推进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融会贯通，使思想上增强不想腐的自觉、制度上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多措并举，广大党员干部才能凝聚思想共识，党的肌体才能充满生机活力，更好地推动党和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三）将实事求是贯穿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结合的全过程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作风之一，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根本要求。毛泽东深刻阐释了实事求是的内涵：“‘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11]（P1096）。
在统筹推进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的过程中，首先，必须遵守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原则。要联系实际，求真务实，善于主动探索二者的规律，着眼于当前我们党面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增强问题意识，树立问题导向，要把思想建设作为基础性建设来抓，着力解决思想不纯觉悟不高的问题，整治“四风”问题，抓好反腐败。同时，尊重制度，按制度办事，坚持制度建设从严，推进规范化建设，切实落实党内法规，通过解决党内存在的现实问题，将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的方法有机结合，使党的建设富有时代性、规律性和创造性，实现理论和制度建设上的新突破。其次，必须遵循规律，把握方法。坚持实事求是，就是在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的过程中把握党的建设的内在发展规律，明确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二者是内在统一的，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和规律性。在具体统筹推进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的过程中，要按规律进行，有的放矢，做到思想教育——发现问题——建章立制——投入实践，通过认识、实践、再认识、再实践的过程，完成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的紧密结合，将思想上的启迪和制度上的约束相融合，推动党的建设高效运转。
（四）将长效监督作为统筹推进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的根本保障
建立健全长效监督机制是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协同发展的根本保障。毛泽东指出：“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11]（P831），建立健全长效的监督机制是新时代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发挥最大合力的重要支撑。首先，強化党内监督。建立党内长效监督体系，健全领导干部的问责制度、责任追究制度、教育惩戒制度。以严密的党内制度体系来治理权力运行的风险点，构建“不能腐、不敢腐”的制度体系。以教育为依托，坚持正面倡导，及时把党的一些思想理论转化为明确的纪律规矩，把“坚定共产主义信仰”“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细化为制度规范，把现行廉政准则规定的“不准”列入修改后的党纪处分条例，以制度的强制力强化政党思想建设的作用，将思想建党中积极发挥思想教育的教化功能和制度治党中健全监督与制约权力的党内制度体系相契合，实现边际效益最大，最大限度地保证党内政治生活的正常有序。其次，大力发挥民主监督。强化纪律教育，动员社会的力量进行监督，实现党内外的联动效益，通过媒体监督实现权力的“阳光运行”;建立法治监督，发挥法律的强制约束力，让广大党员干部习惯在受监督和约束的环境中工作;保障民主监督，积极听取群众所反映的问题，发现统筹推进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过程中的不协调、不适应、发生偏离的地方，纠正其中的错误，为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找到适合的力度和主要矛盾点。
最后，建立和完善科学的评价考核机制。把党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在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方面的情况作为重要的考核评价内容。既要注重对党员干部思想政治工作、理想信念、党性修养、宗旨服务意识的考察，又要注重党员干部在制度的执行、遵守、维护等方面的考察，使静态评价走向动态评价，强化监督执纪问责，使奖优与罚劣相结合，切实把统筹推进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的责任担当起来。通过强化党内监督，结合民主监督、法律监督和媒体监督，形成对党员干部的全方位的长效监督，以评价考核为考量标准，充分彰显统筹推进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的效果，起到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作用，为营造既生动活泼又纪律严明的良好的党内政治生态创造条件。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10-09.
[2]高海浩.党建理论研究与实践创新[M].北京： 红旗出版社，2013.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4]列宁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7]列宁全集（第3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8]列宁全集（第5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卷）[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10]张书林.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目标任务与耦合生态[J].学习与实践，2015，（11）.
[11]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责任编辑：陈文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