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女性在西方的境遇
长期以来，史书在叙述人类社会的演进历程时，几乎毫无例外地把聚焦中心“定格”在男性身上，对女性很少甚至只字不提。于是，人类历史成了男性的历史(his·story-history)。这当然不是历史的真相。
亚里士多德认为女性在其根本上缺少某些品质；圣托马斯-阿奎那相信，女人只是一个“不完美(健全)的人”，是“附属的”人，男性具有形态而女性只是物质；男性将其超级的、天神般的、理智的形态注入女性那可塑的、被动的物质中。创世纪对此有一个象征性说法：夏娃是用亚当“一根多余的肋骨”做成的。在孟德尔之前的时代中，男人们认为，他们的精子是活跃的种子，可以赋予有所期待的卵子以形态，卵子在接受男子精液的注入之前是没有形态与属性的。在埃斯库罗斯的三部曲《俄瑞斯忒亚》中，雅典娜把胜利判给了代表男人论点的阿波罗，其论点是母亲不是孩子的起源。男子理性原则的胜利结束了婆婆妈妈的复仇女神们的统治，肯定了父权制对于母权制的优越地位。
欧洲的王权与神权把妇女降至于从属的位置，妇女不再具有自我独立的身份。这种思想跟随着清教殖民者移植到了美洲，清教徒认为女性卑微的地位是原罪的标示，女性因而受到了种种权利的限制。但事实是在美国开发之初，为了在恶劣的自然环境里生存，妇女就面临着永无止境的劳作，掌握了各种劳动技能，为家庭、为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尽管妇女在殖民时期担当着如此重要的角色，对北美殖民地的生存和发展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但其政治、法律和社会地位极端低下。其根本原因在于早期欧洲移民把欧洲的宗教、文化和法律的一些习俗也“移植”了过来。
但是一个矛盾却有趣的现象是：极权专制的男性民主遭遇了基督教关于人具有神的形象的批判，因而不分彼此一律平等的观念，以及《圣经》赋予所有人平等的尊重与自由，同时又提供了“男尊女卑”神圣的依据。在这看似矛盾的现象背后，女性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暗示：尊重妇女，给妇女自由也有着神圣的依据。强烈的宗教信仰传统使女性在受压迫和主宰的同时清醒地意识到争取自由和独立的迫切需要。因此，西方妇女运动的发生与发展成为必然。
二、女权，女性主义理论的建立
在18世纪70年代的独立战争时期，美国女性已经开始反抗这种不平等待遇，她们把家庭暴君和君主暴政等同起来，要求把女性的天赋人权写进新建共和国的基本文件中，但并未得到体现。直到19世纪，美国的女性地位只相当于一个未成年人或是奴隶。也正是女性与奴隶地位的这种内在联系激发了美国妇女在19世纪的废奴运动中有组织地争取权利的运动。1848年在塞尼卡福尔斯(SenecaFalls)举办的妇女权利大会掀起了美国女权运动的第一次浪潮，为妇女争取平等权利的政治斗争从此拉开了序幕。妇女赢得了1920年的第十九宪法修正案的女性选举权，与此同时开展了要求各种平等权利的斗争。
女性运动早期，参与者关注的焦点是如何改革社会制度，提高妇女社会地位，妇女应该拥有教育、工作和民权。这个阶段是争取权力／权利的“女权主义”。但20世纪后半叶，针对社会上盛行的各种形式的性别歧视，60年代初涌起了女权运动第二次浪潮。她们关注各类社会实践，希望从社会制度的层面上来确保女性的权利。她们所诉求的不再只是表面上的权力／权利，而是涉及法学、政治、行政等多个社会和文化领域，较之前的“女权主义”而言，她们是要从社会的制度上来争取自己的权力。因此这时的女性主义已经摆脱了原来的控诉和为了一个个权力斗争的形式，能够从更为深厚的层次上来认识和争取自己的权力。此时的女性主义走上了健康的发展之路，因此这一时期的feminism理解为“女性主义”更为合理。
贝蒂·弗里登(Betty Friedan)于1963年出版的《女性的奥秘》(The Feminine Mystique)描绘了女性面临的“无名的困扰”，呼吁女性走出家门，摆脱失去自我的生活，追求自我实现。她亲自领导成立了“全国妇女组织”，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结束一切歧视妇女的做法、实现男女平等。把提高妇女对于性别压迫的觉悟以及把个人经历视为政治问题的观点作为第二次浪潮的奋斗目标。在其漫长的历史中，女性主义一直在追求打破这种男权文化沾沾自喜的确定性，确立两性平等的信念，根除社会改造中的性别歧视。例如，玛丽·艾尔曼(Mary Ellman)在她的《思考女人》(Thinking About Women，1968)中，就精子与卵子的关系提出有别与男性的看法：卵子是大胆的、独立的、富有个性的(而不是“冷漠无情的”)，而精子则是顺从的、像绵羊般温驯的(而不是“热情奔放的”)，从而“解构了”男性统治的观察事物的方式。
在文学研究、政治学、哲学和历史等领域的女权主义理论也随之产生，并且导致了美国及全球范围的妇女研究项目的设立。女权主义理论以改变传统教育和社会实践的性别偏见为奋斗目标，致力于揭露普遍存在的父权权力结构的运作，呼吁对于女性文学创作重新挖掘，并建立理论上的女权主义视角。
与第二阶段的女性主义相对应的另外一种女性主义的声音显得更深厚，更加触及到了人类、人类社会和文化的本质，这就是后女性主义。她们更加集中关注思想理论方面的研究，以期对男性和女性的本质问题进行更为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在她们看来，以前的女性主义均未弄清女性的身份便争权，她们鄙视权力，嘲弄权利，不打算为权利而活。她们对女性问题开始有了一些更加深入的认识，对社会、历史、文化和女性本身的认识也不同了，加上现代思想研究成果，女权意识减弱了，女性意识加强了。但是她们依然可以说这仍然是为了女权的斗争。但当初争的是可见的政治、社会等方面的权利，是向别人——社会和男人争权。而后来争的是思想上的权，向人们的思想，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向自己头脑中的男性意识争权。
美国女权主义关注妇女在现实中的状况与女性受压迫的历史，着眼于文化与历史分析，强调文学批评的宗旨在于改善妇女的社会地位与处境。而在20世纪80年代影响力日益强大的法国女权主义则更加注重文本的特点分析，专注于女性创作研究。在法国女权主义看来，“女性”是一种话语类型，一种表达方式，与政治活动和压迫性的日常经历毫无关系。“女性”因而不是女性个人的性别，而是他者、无意识等的象征。著名法国女权主义者埃莱娜·西苏、朱莉娅·克里斯蒂娃和露西·伊利格蕾努力建构一种被定义为女性的写作，并以此来颠覆传统西方话语中的等级制度和二元对立的父权思想。法国女权主义理论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美国女权主义斗争议程的多样化。
20世纪90年代的文化女权主义和后现代女权主义代表朱迪丝·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作品《性属困惑：女权主义与身份颠覆》(Gender Trouble：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1990)阐释性别身份观念是一种文化表演，它使一个文化群体的成员
既可以读到性别的符号，也可以作为一个性别的主体被阅读。巴特勒认为，性别话语应该被视为一系列的相关术语，在一个社会关系的网络之外没有任何意义。后现代女权主义对于只有一种内在的女性经历的挑战是基于这种观点之上的，其寻找统一性的观点实际上否认了_女性之间由于阶级、种族、文化和族群不同所存在的差别，它也会把女性局限于一种作为女性的性别身份范围之中。虽然如此，过于强调女性之间的差别和多样性也会动摇女权主义者把女性从整体上视为一个受压迫阶层的基础，因而，女权主义者所面临既要认识到女性之间的差异，又要把女权主义的观点置于女性的普遍经历之中的挑战。
纵观美国女权运动不同发展阶段出现的种种女权主义流派，新理论新观点不断更迭交替、不同学科盘根错节的各种女权主义流派：自由主义女权主义(1iberal feminism)、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Marxist feminism)、精神分析女权主义(psychoanalytic femin-ism)、生态女权主义(Ecofeminism)、激进女权主义(radical femin-ism)、社会主义女权主义(socialist feminism)和有色人种女权主义(feminism of colour)成为学界关注的目标。
源于17世纪的自由主义女权主义，号召妇女反抗具有压迫性的社会与经济状况，争取享有男性在公共领域中所享有的权利。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者致力于推动对于父权统治社会制度的改革，指出在社会历史中，男性居于决定地位，女性处于被主导地位。女性的历史与现状由男性的利益决定，女性因为她们的性别而未能在经济上取得独立并与男性享有平等经济权利。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将性别移入马克思主义理论，把对阶级与性别的分析结合起来，着眼于根据性别所产生的劳动分工状况。资本主义被视为女性受压迫的源泉。由弗洛伊德创立并由荣格、拉康等人发展起来的精神分析学说，是精神分析女权主义的重要理论来源。精神分析女权主义把理论建立于弗洛伊德有关潜意识形成的过程之上，同时也批判了他的这种理论，因为它的基点是男性性欲的发展过程。在弗洛伊德看来，男性的成长历史就代表了人类的成长历史。精神分析女权主义质疑并重新阐释了弗洛伊德理论，还借鉴了拉康对于弗洛伊德理论的语言学分析。法国女权主义者西苏所提倡的“女性写作”，就是通过回到前俄狄浦斯的想象界的做法，抗拒象征秩序对于女性的压抑、并在语言中建构主体的一种努力。对于精神分析女权主义来说，压迫的根源在于从孩童时代便开始把女性作为交换和定义对象的男性象征权力。生态女权主义一词是法国人弗朗索瓦丝-德奥(Fran，oised’Eaubonne)于20世纪70年代创造的一个新词，用来号召女性发动一场生态革命以拯救地球。生态女权主义分析了父权统治对于女性的压迫与人类对于自然的压迫之间的内在关联，批判了文化中包括种族主义、性别歧视、阶级压迫和对于自然的剥削在内的所有统治性行为。激进女权主义强调女性构成的性别阶级是仇视女性的西方父权文化中受压迫最深的阶级，而社会性别是一种保证了男性持续统治的社会制度·激进女权主义者强烈抨击代表了父权制文化对于女性性行为进行控制的异性恋，宣扬把女性同性恋作为女性颠覆父权文化秩序的手段。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分析了权力关系的性质，尤其是资本主义、种族主义和父权统治的内在关系，以及政治化的个人生活的产生。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把女性这个概念视为一种政治类别，而不是个人性别意识问题。压迫的集体性是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基本观点。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视家庭中男女之间的权力关系为社会上存在的权力关系的基础，男性对于女性的集体压迫是文化或社会关系的结果。因此，只有改变社会才能真正改善性别关系。有色人种女权主义视自己为主流女权主义话语中的他者，把矛头指向了白人女权主义与种族歧视的历史关联。美国女权运动第一次浪潮支持反对奴隶制的事业，但声称如果男性黑人在白人女性之前获得选举权就会取消她们对于废奴运动的支持。女权运动第二次浪潮也没有承认种族歧视与性别歧视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是一种文化压迫的象征。有色人种女性在黑人男性统治的民权运动和白人女性统治的妇女解放运动中都被边缘化，被排斥于公共影响力之外。有色人种女权主义者致力于文化权力的再分配，而不是对于现存权力等级制度的进一步渗透。有色人种女权主义批评了主流妇女运动的目标和方法，并因其种族化的性别活动形成了独特的理论批判视角。
结 语
涌现于19世纪中期的美国女权运动促使文学、政治学、哲学和历史等领域的女权主义理论的兴起与发展，导致了美国及全球范围的妇女研究项目的设立。女权主义文学理论致力于揭露普遍存在的父权权力结构的运作，呼吁对于女性文学创作重新挖掘，并建立理论上的女权主义视角。在文学批评界，传统的文学批评因为倾向于以男性经验为基础进行普遍性的阐述而受到攻击。女权主义者力图通过提倡对于文学中女性形象的重新评价来唤醒人们对于女性价值的再认识。凯特·米利特的《性政治》发表以来，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已经成为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理论中最具活力、最有影响的一种批评理论。值得注意的是，女性主义学批评是伴随西方妇女解放运动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关注妇女作为读者或作者在文学话语中的体验，关注妇女作家的地位，妇女文学经典的构成，小说中女性的形象，男女体验的差异等问题，也注重妇女的平等、独立和自主问题，一般具有较强的政治性，是一种具有强烈思想道德倾向的批评。当然，也有一些女性主义批评家关注文本的艺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