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纸上传来秋天的声音。秋天的声音是杀戮的声音。这声音自北方而来，自宫阙琉璃碧瓦下的盛筵狂歌而来，自河朔上空灰漠的不祥云端而来，自逆臣的血管里磨刀霍霍的欲望而来。秋天的声音是死亡的声音，是黄河冰塞后喑哑的声音，是猎猎红旗扑倒在辕门的声音，是暗夜里零星梆子的敲打和次第灯火熄灭的声音，是烈士骨骼坼裂的声音。
案上摊着祭侄文稿，墨色未干，烛火摇曳，兵戈呜咽。“维乾元元年岁次戊戌。九月庚午朔……”我看到血，一丝丝自纸面洇出，将字迹渐渐覆盖。这是悲痛的时刻。我在心绪难平与极度的愤懑中拾起笔，为侄儿季明写下这篇祭文。北方的夜干燥而漫长，帐篷外角声与风声像远处的流水，带来一些意味不明的声响。模糊的星光下，旷野上的榆柳，荒草覆盖的小路，战斗后遗弃的兵器、死者的尸体，站立在山崖凝视前方的野兽，以及倾圮的茅舍，让我感到一种恍惚、晕眩的幻觉。我听见手中的秃笔在麻纸上行走时嘶嘶的声音，就像秋风在收割后的麦田上刮拂的声音。浓黑枯涩的墨仿佛我身体里流干的血，在纸上流淌，涂抹。因为激愤，几次将笔搁下，我的手因颤抖而不能完整地书写。
季明，是我堂兄杲卿的第三子，年少时就表现出罕有的德行，深受家族的喜爱，被我誉为宗庙的重器。他仪表堂堂，仿如庭院中的香草和仙树，自有一种不凡的风姿与气度。现在，我透过纸张，看到这个年轻人渐行渐远，在漆黑的夜里消失了背影。月亮模糊的光芒仿佛母亲垂泪的面容。
安禄山刚露出反叛的苗头，我便料定他会谋反。便假装久遭阴雨，暗地里加紧修补城墙，疏通河流，挑选丁壮，充实府库。白天，我与宾客泛舟饮酒，谈论书法与风月，清谈佛老庄周，我让美艳的女子弹着胡笳，唱歌跳舞。他果然认为我只是个书生。后来安禄山反叛，河朔一代全部沦陷，唯独我镇守的平原城守护完备。我派司马参军李平驰往京城上奏。玄宗起初听到叛乱时，大惊失色问道：“河北二十四郡，难道没有一个忠臣吗？”等李平来到京城上奏，玄宗大喜，对左右大臣说，朕不认识颜真卿是怎样的人，但他的所作所为竟忠义如此。
我的堂兄颜杲卿，当时任常山郡太守。天宝十四年，当安禄山叛乱时，堂兄与我共举义旗，声讨叛贼。我们两郡联结，形成犄角之势，齐心协力，效忠王室，共同抵抗叛军。侄儿季明，常往返于平原、常山之间，传递消息。当我与兄长杲卿奋勇杀敌时，太原节度使王承业却拥兵不救，以至破城，堂兄杲卿、侄儿季明先后罹难。
我们颜氏，素以忠义传家。五代祖颜之推，是南北朝时的名士，著有《颜氏家训》，既是我家族的家训，也是名世的学术著作。曾祖颜勤礼，伯父颜元孙，都恪守臣节，忠义天下。叛军攻下常山郡，堂兄颜杲卿被擒后怒骂叛贼，被安禄山绑于天津桥柱肢解吃肉，堂兄依然骂声不绝，最后被叛贼钩断舌头，在含糊不清的骂声中遇害。侄儿季明被俘后当即被肢解而死。至德二年，史思明归降，被其关押的长侄泉明前来相聚。此时，我已转任蒲州刺史，我派泉明到河北寻找战乱中失去的亲属，泉明只带回来季明的头骨。
我走出轅门外，遥望北方遥远的星空。秋天的声音是一种死亡的声音。是一种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声音。秋天的声音也是一种端严的声音。是一种慷慨悲歌一往无前的声音。我发热的脑子在秋风的吹拂下稍微冷静下来。鬓角的白发在帽檐下野草般缭乱舞蹈，我已经过了知天命的年岁，以为胸膛里的血不再沸腾了，但是我的胸口依然隐隐发烫。
有时觉得我是个怯弱的人。我在平原首倡抗逆，河北十七郡纷纷响应并推我为盟主。北海太守贺兰进明久战无功，玄宗皇帝对其很不满，派使臣督战，诏称不收复失地，便将进明斩首。进明仓促攻信都，因指挥不当遭受挫折，后虽在我的协助下收复信都，但损失惨重，诏命功不抵过。我率部攻下堂邑后，将战功记在贺兰进明名下，朝廷将他封为河北招讨使。为此，部重议论纷纷，有的将领甚至离队了。我的“让功”在后来引起很大争议。
夜风阵阵摇撼着北方的树木，河流在大地上静卧如处女，山冈的剪影妩媚多姿，星空静关深邃仿佛史前——这一切看起来如此安详，完全看不出战火烽烟涂炭的痕迹。大地与人一样，在经历巨大的悲恸之后，会短暂地出现某种不可名状的安宁，休克的记忆只残存着片刻当下的幻觉。我刚才还在巨大的悲痛中，我的手在我走出辕门时依然颤抖不已。在夜风的摩抚之下，我似乎镇定下来。眼泪在腮帮已经干结。红肿的眼睛满含着倦怠。
常年征战，几乎使我忘记了一个书家的身份。
国初，社会安定，经济日趋繁荣，一切制度，渐具规模。自从科举制取代九品中正制以来，贡举士子，铨选官吏，书法都列为重要科目。书为六科之一，善书者可以藉贡举出仕。楷书遒美，为铨选“身、言、书、判”四大条件之一。朝野学书，蔚然成风。因太宗皇帝对王右军书法情有独钟，亲为房玄龄等人编修的《晋书》撰写《右军传赞》，称其书法尽善尽美，古今第一。虞世南、褚遂良等，都因为下笔甚得逸少体而受到太宗的宠幸。上之所行，下必效焉。学习王羲之，成为我朝时尚，上至宫廷，下至经生，无不趋之若鹜。
在此风气之下，我对王右军的学习是应有之义。本朝初的书法大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我都学过，我甚至向比我稍长的徐浩学过。张长史——这位狂草巨擘，我也曾虚心向他求教书法之妙。这位“以头濡墨”的大师真诚地告诉我：“妙在执笔，令其圆畅，勿使拘挛。其次识法，谓口传手授之诀，勿使无度，所谓笔法也。其次在布置，不慢不越，巧使合宜。其次纸笔精佳。其次变化适怀，纵舍掣夺，咸有规矩。五者备矣，然后能齐于古人”。对于书法，我是勤于下功夫的。我虽三岁丧父，家境贫寒，但先祖的光辉在激励着我，使我一刻未曾忘记祖训。我秉承家学，转益多师，博取众长，几乎魏晋以下诸家皆归隐括。
草稿之作，起自汉代。我在麻纸上为侄儿季明写就的这篇祭文，似乎也是篇神机之作。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里，心手两忘，眼前只浮现出季明俊朗的笑脸，这泣血涕泪的文字，被空中一只巨大的看不见的手在书写。“……卜尔幽宅。魂而有知。无嗟久客。呜呼哀哉尚餐。”历史充满着无情和玩笑。“安史之乱”是我朝由盛转衰的一个转捩点，却是我仕途和书艺的攀升点。我的目光离开祭侄稿，陷入抽象的无谓的沉思中。当此时，书坛笼罩在徐浩的阴影下，他是在世的书法家中知名度最高的。虽然，我也有一些作品在人们手中流传，如《多宝塔》《东方朔画赞并碑阴记》《郭虚己碑》等，但我的名气比起徐浩却有逊色。我的《祭侄文稿》一出，天下震动，后世对我的评价与徐浩的命运截然相反。后世公认《祭侄文稿》为天下第二行书。甚至有个叫陈传席的人，竭力鼓吹我的《祭侄文稿》比王羲之的《兰亭序》更胜一筹，应列为天下第一行书。
后世中，苏轼的评价是最具代表性的。他称：“诗至杜子美，文至韩退之，画至吴道子，书至颜鲁公，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
二
当朝廷以近乎僵化的同一性文化性格来塑造每个成员，以惰性十足的整体性艺术风格来规约每一个具体的书家的时候，书家个人感性的生命生长点和创造意识就会受到抑制。当太宗皇帝将王羲之书法作为最高的不可动摇的法则时，满朝皆学逸少体，而晋人笔下的风神和韵味却在东施效颦的拙劣模仿中消失殆尽。后世评价我朝书法法度森严，但比起晋人书法的韵味却也是种弊病。后人黄庭坚议论当朝某个书法家“用笔圆熟，如富贵人家子，非无福气，但病在韵耳”。正是这个意思。天才的书法家的个性当中总会包含某种普遍性，人们从他的作品的情绪中能够反观到自己的情绪，在他作品的喜怒哀乐中看到自己的喜怒哀乐。比如我的《祭侄文稿》所传递出来的哀思和悲痛，在后世者心中同样激起强烈的共鸣。
如王澍（清代）说：“鲁公痛其忠义身残，哀思勃发，故萦纡郁怒，和血进泪，不自意其笔下所至，而顿挫纵横，一泻千里，遂成千古绝调。”
《宣和书谱》（宋）称：“鲁公平生大气凛然，惟其忠贯日月，识高天下，故精神见于翰墨之表者，特立而兼括。忠臣烈士，道德君子，端严尊重，使人畏而爱之。”
米芾（北宋）说：“如项籍挂甲，樊哙排突，硬弩欲张，铁柱将立，杰然有不可犯之色。”
回忆我学书的经历，仿佛父亲的影子在我身上重现。我的父亲颜惟贞也工书法，他幼年时，因为缺少纸笔，就以黄土涂墙，在上面写字。这个寂寞少年，曾经的长安县尉、国子监祭酒、太子少保，从小秉持着五世祖颜之推的遗训，他称书法为“杂艺”，说“真草书迹，微须留意”，“然而此艺不须过精”，如果精于此艺，则常被人役使，反为身累，如魏国韦诞身为大臣，竞被令登悬梯升高题字。精此才艺者，还常使才学被书名所掩盖，如王羲之品格超群富有才华，但举世都只知道他善于书法。我的父亲虽工于书法，但没什么书名。我们颜氏从五世祖颜之推开始便与殷氏缔结婚姻。殷氏也是以善书而名世。家学是我书法最初的根底。父亲在我三岁时就去世了，因家境贫寒，我的教育主要靠母亲和舅舅，我的伯父元孙对我也给予了悉心的抚育。
我有兄弟七人，又有从兄弟五人（伯父颜元孙之子），共十三人，我行第十三。我的二兄颜允南比我长十五岁，这位兄长每以父亲般的仁爱与严厉教育我，给我留下许多难忘的记忆。每忆及往昔，让人既温暖又感伤。曾经，我家养了一只断腿鹤，童心未泯的我用笔在鹤背上写字，二兄看到后，很严肃地批评我说，此鹤虽不能振飞，但你竞不爱惜它的羽毛，在它身上写字，这是不仁的表现啊！我听了以后非常惭愧，不啻是醍醐灌顶，突然顿悟到仁爱不是抽象的形而上的东西，而是具体可感活泼生动的。
我二十六岁参加尚书省主持的进士科考试。我朝科举取士，常科主要是进士、明经两科，而最重进士科，难度也远大于明经科，每年一般只取二三十人，至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说。这一年，进士及第者二十七人，我名列其中。我进士及第之日，正是名相张九龄为相之时，盛唐的气象和帝国的繁荣，陶淬出我们这一代人的精神面貌，即胸怀四海、志向高远，意气昂扬，积极进取，都渴望为国建功立业。与我同时代的人有李白、杜甫、王维、高适、岑参、张旭、怀素……然而，我在当时并不知晓，我处的时代其实已经波诡云谲、潜流暗涌，一切的迹象预示着即将到来的风云际会的变幻与涤荡。一场围绕着君王、忠臣、奸佞、叛贼、强盗、黎首命运的大风暴即将掀起，并将上演一场持久的悲剧。“安史之乱”正是这场大悲剧、大动荡的一个中心事件。我个人及家族的命运也完全裹挟其中。平原太守，是我仕宦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我的兄長杲卿和侄子季明都在与逆贼的战斗中壮烈牺牲。乾元元年九月，我写下《祭侄文稿》。动乱结束后，回到京城任官，因对军国大事的直言，招致宰相的厌恶，被贬为冯翊太守（后改成同州刺史），又改任蒲州刺史，乾元元年十月贬饶州刺史。赴饶州途中，经过东京洛阳，我去祭扫伯父颜元孙之墓，并留下《祭伯父豪州刺史文》，追忆伯父对我的养育教化之恩，虽倍加伤感，但情绪总体平和，此稿书写也显得肃穆从容，笔墨之间的情绪，与《祭侄文稿》的激越顿挫大不同。
数年后，我再次回到京城，任刑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充朔方行营汾晋等六州宣慰使，后又晋爵鲁郡开国公，此后，人称我颜鲁公，又常不以姓而敬称鲁公。这年十一月，汾阳王郭子仪父子大破仆固怀恩所引吐蕃兵进犯而班师回朝。尚书右仆射郭英义负责安排百官排列的位置。郭英义为取悦大宦官鱼朝恩，不按常规，将鱼朝恩位置提升到前列，而排挤六部尚书向下坐。我愤慨难当，当即给他写了封信予以斥责，告诫他“乡里上齿，宗庙上爵，朝廷上位，皆有等威，以明长幼，故得彝伦叙而天下和平也”，他的作为“何异清昼攫金（白昼打劫）之士”。这篇书信的手稿流传下来，人称《争座位帖》，亦称《论座帖》《与郭仆射书》。后人米芾才高气傲，对我的楷书稍有微词，但对此篇，则不吝夸赞：“此帖在颜最为杰思，想其忠义愤发，顿挫郁屈，意不在字，天真罄露，在于此书。”
《祭侄文稿》《祭伯父文稿》及《争座位帖》，被人称为颜氏行书三稿。
王澍说：“三稿皆公奇绝之作。《祭侄》奇古豪宕，《告伯父》渊润从容，至《论坐》则兼有《祭侄》《告伯》两稿之奇。情绪不同，书随以异，所以直入神品，足为《兰亭》后劲也。”
杨守敬也说：“行书自右军后，以鲁公此帖为创格，绝去姿媚，独标古劲。何子贞至推之出《兰亭》上。”
我的人生经历及心性情绪皆反映在我的书法中。盛唐博大开阔的气象，时代风云变幻的遭际，与我的书法融为一体。我从王羲之那学到行书的真谛，但不完全落入他的窠臼，而自创本家面目，形成“颜体”，与逸少形成二水分流的脉络。人称我的楷书也将唐楷推向顶峰，一改欧、虞、褚的精工细描，横扫院体书的赢弱，而彰显雄强浑厚，气势磅礴面目，变二王之法，集魏晋以来诸家之大成。
后人柳公权、杨凝式、“苏、黄、米、蔡”（宋四家）及明清诸家（董其昌、王铎、傅山、刘墉、尹秉绶、何绍基、赵之谦、翁同龢）等都曾取法于我，润泽千年，流传有序。
为此，王文治（清）感慨地说：“曾闻碧海擎鲸鱼，神力苍茫运太虚。间气古今三鼎足，杜诗韩笔与颜书。”将我的书法与杜甫诗歌、韩愈文章相提并论，与苏轼《书吴道子画后论断》异曲同工。
而李泽厚则将我的书法、杜甫诗歌及韩愈文章的共同特征进一步申发：
把盛唐那种雄豪壮伟的气势情绪纳入规范，即严格地收纳凝练在一定的形式、规格、律令中。从而，不再是可能而不可习、可至而不可学的天才美，而成为人人可学可至、可习而能的人工关了。但又保留了前者那种磅礴的气概和情势，只是加上了一种形式上的严格约束和严格规范……它确乎更大众化，更易普遍接受，更受广泛欢迎。人人都可以在他们所开创建立的规矩方圆中去寻求美、开拓关和创作美。
三
并非所有人都喜欢我这个人，我的书法。对我反感、厌恶乃至忌恨的不乏其人。无论哪个王朝，不管盛世也好衰世也好，人们都更喜欢和风细雨，喜欢春天般温软和煦的话语和感受，而对于严霜烈日的威严，对于疾风劲草的直言，对于秋天的声音，总是唯恐避之不及。
后世南唐后主李煜曾说：“真卿之书，有楷法而无佳处，正如叉手并脚田舍汉耳。”貌似高雅的人，习惯了精致的贵族化的作风和生活，一旦触及我这雄壮、威严的字体，就仿佛看到字背后站着的这个人，因心生怯惧，便以“俗书”诋之。
我历经四朝，阅人无数，在宦海沉浮中，因刚直而屡遭人算计。
天宝四年，杨玉环册为贵妃，其从祖兄杨国忠因对玄宗工于迎合，地位迅速上升。当时有个御史中丞叫宋浑的，是贤相宋璟之后，因触犯律法被御史吉温弹劾，吉温是有名的酷吏，本因李林甫而见用，见杨国忠日益受宠而转投杨，并为其取代宰相李林甫而出谋划策。吉温告发宋浑，以此想翦除李林甫心腹。我知道吉温与宋浑有私怨，便质问他，为何以一时之忿，而陷害忠良之后！尽管知情，我仍不合时宜地卷入杨国忠与李林甫的政治斗争。杨国忠恨我不阿附于他，设法将我排挤，从殿中侍御史的位置调任东都畿采访判官。其后几年，我分别在地方和朝廷任官，文名与书名渐重。天宝十一载冬天，奸相李林甫病死，杨国忠代为相，将不肯附已者纷纷排挤，我又被外放到平原郡。
其后，我返京为官，宰相因厌恶我不断上言，将我贬为冯翊太守。
之后，因玄宗、肃宗父子之间的矛盾加剧，李辅国将太上皇玄宗迁到西宫，我率百官问候起居，又被宰相李辅国所厌恶，贬为蓬州长史。
安史之乱后，代宗还长安，还京前，我请皇帝先拜谒陵庙，然后还宫。宰相元载认为迂腐，我愤怒地说，取舍在公，言者有何罪过？可是朝廷之事岂能忍受公度破坏吗！元载记恨在心。永泰二年，元载专权，引用私党，担心群臣论奏其过恶，于是奏请百官欲言事先报告其长官，长官报告宰相，由宰相决定可否上奏。代宗听从。一时朝野哗然。这种断绝言路的作法在我朝从未有过。我义愤填膺，上疏争论，指出这种作法是自蔽耳目，拒绝谏诤，并援引历史教训说，玄宗朝后期李林甫专权，肃宗朝李辅国专权，大臣直言难进，造成大祸，令人痛心。而今，天下尚未安定，应日闻谠言以广视听。我将元载比为奸臣李林甫、杨国忠，并不考虑个人安危。疏上，未采纳，但被宦官争相传抄，流传在外，元载更加忌恨。后来，我摄祭太庙，报告祭器不曾整治，元载乘机奏我诽谤时政，贬为硖州别驾，途中改为吉州别驾。此后，我有十一年贬谪在外，直到六十九岁才重返朝中。
贬谪的生涯，多有压抑，然也多有生趣。要卫道护义，就不惧得罪于一时。屈子在《离骚》中说：“虽九死其犹未悔”，道出的正是我的心声。我曾书有《守政帖》，告诫我的子孙：
政可守，不可不守。吾去岁中言事得罪，又不能逆道苟时，為千古罪人也。虽贬居远方，终身不耻。
贬谪吉州、抚州、苏州、湖州期间，江南的山水慰藉着我的身心，青原山、麻姑山（我还曾登上佛教名山庐山）、太湖，苕溪……我都曾尽兴游览，并留下墨迹。对佛老的热衷，对诗酒的流连，对翰墨的钻研，构成了我其间生活的侧面。我的书法水平在这段相对平静的岁月里达到高峰，《麻姑山仙坛记》《大唐中兴颂》《刘中使帖》《湖州帖》等，一批让人满意的楷书和行书即写于此。
大历十二年三月，专权多年的奸相元载终于为代宗所不能容忍，被赐自尽。五月，我结束了贬谪江南的生活，回到京城。第二年，我年已七十，三次奏请致仕，未得许可。原本认为将度过平静终老的晚岁，却事与愿违。代宗去世，德宗即位。建中二年，卢杞为相。卢杞是死于安史之乱的御史中丞卢奕之子，他的祖父是开元初以清白著称的宰相卢怀慎。但卢杞品性与父祖全无一致。他相貌丑陋，面色发蓝，起初，不嫌恶衣粗食，善于伪装。他拜相前，有次去探望生病的郭子仪，此前，去探望的官员甚多，郭子仪身边姬妾不离身旁，当他听到卢杞来，急忙吩咐姬妾们离开，独自一人接待卢杞。家人问何故，郭子仪说：“杞形陋而心险，左右见之必笑。若此人得权，即吾族无类矣。”
郭子仪不愧是颇有识见的老将。后来卢杞因忌恨我德高望重，免去我的礼仪使，进太子太师，官阶虽为从一品，实为虚职。
平原血战的记忆不时重回我的记忆中，与我并肩作战的将士们一刻未曾将他们忘记。河朔孤烟，秋风劲吹，战鼓雷鸣，杀声震天。安禄山攻下洛阳后，东都留守李怪、御史中丞卢奕、判官蒋清不肯逃走，誓死报国，端坐官府，被安禄山杀害。安禄山派党羽段子光携三人首级到河北诸郡，以震慑人心。到平原郡后，我怕动摇军心，假称首级是伪诈，腰斩段子光。待数日人心稍定后，取出三人首级清洁，我见卢奕脸上有血迹，没有随便擦拭，而是恭敬地用舌头舔去。清洁后，用蒲草做成身体续上，入棺埋葬，举行隆重的祭礼。卢杞罢免我的礼仪使后，还不甘心，他不想让我留在朝中，派人来问我愿到哪里出任节度使，公然露驱逐之意。我面见卢杞，厉声说，我因直言被小人陷害，贬谪已不是一两次了，如今老朽，哪也不想去了。令尊首级当年传到平原时，面上有血我都不敢轻易用衣服擦拭，而亲自用舌头舔干净，你就如此不能容我吗？卢杞听到我为他先父舔血断头的事，惊惶下拜，但心中对我更加忌恨刻骨。
德宗即位后，藩镇名义上服从，但未能维持多久。皇帝已经看到对藩镇姑息养奸的政治带来的祸患，想革除弊病、削平藩镇，但未做好充分准备，举措也多悖谬，最终引起幽州等数地叛乱称王，尤其淮西李希烈军力强盛，在共同劝说下于许州称天下都元帅、太尉、建兴王。李希烈的割据直接危及朝廷的安全。德宗问计卢杞，卢杞趁机欲陷害我，推荐我为宣慰使，去安抚李希烈，德宗从之，朝臣们大惊失色，觉得不妥。我知道此去凶多吉少，但君命如山，我当天就出发了。凛冽寒风中，我这个七十五岁的老人须发飘飘，只带了兄子颜岘与属吏、家童数人乘驿车直奔许州。途径洛阳，东都留守郑叔则认为李希烈反状已明，此去必遭祸害，劝我暂时留下，等待后命。我义无反顾继续前行。我昔日的僚屬、现宣武军节度使李勉上表，认为会失去一元老，是国家的羞耻，请求留下。并派人在路上阻拦我，没有赶上。
“行其道而死生勿替”，这是我为宋璟撰碑时写的句子。此时，这种信念已经充盈了我的心间，我未必不知道此行的凶险，但君子正道直行，作为一个士大夫，唯有不避生死的殉道精神，才能立于天地之间。
到达许州，面见李希烈，我欲宣诏书，李希烈的养子千余人围上来，手舞刀刃，叫嚣威吓，恨不能生吃了我的样子。我神态自若，视而不见。李希烈见状，喝退众人，让我在馆舍住下。期间，我写家书给诸子，只是嘱咐严奉家庙，抚恤诸孤。过了一段时日，李希烈见对我无可奈何，准备送我还朝。行前设宴，座中有被叛军捉住投降的汝州别驾李元平，当初他被押到李希烈面前吓得屎尿污地，我斥责他没有骨气。李元平无地自容，悄悄退下写出奸计给李希烈看，李希烈顿时改变主意，将我扣留不还。
还有一次，李希烈召集叛党宴饮，请我出席，让倡优演戏诋毁朝廷，我愤怒地拂衣而起，李希烈只好喝止倡优。叛军派来的使者说，李希烈将登帝位，我适到来，是天赐宰相。我正色驳斥，使者们不敢再劝降。
我的住处挖有一大坑，叛贼声称要活埋我。我毫不介意。
德宗派我为宣慰使没几日，就下令征讨李希烈。皇帝做事前后不一，是“受欺于奸谀”。贞元元年正月，我被移囚蔡州龙兴寺，写下《移蔡帖》，这是我流传后世的最后一纸书帖：“贞元元年正月五日，真卿自汝移蔡，天也。天之昭明，其可诬乎！有唐之德，则不朽耳。十九日书”。
转眼是最后一个秋天，官军与叛军的交战已进入尾声，官军此时已占据主动。八月二十四日，龙兴寺外秋风萧瑟，我闻到死亡的气息。李希烈派部将与宦官前来，我被缢死，七十七岁生命的钟摆停留在这个秋天。
秋天是壮美的季节，在去古日远，忠孝寂寞，人伦憔悴的年代，我完成了生命的律舞，何日让我回到故乡琅琊临沂，静坐窗前，以笔为琴，弹拨秋天最美的声音？
责任编辑 杨献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