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全面阅读辑录、分类评析韩国诗话中浩繁的文体史料，并与以宋代诗话为核心的中国古代文体学进行比较研究，一方面可以整体勾勒和深入了解韩国文论中的文体学思想体系概貌，另一方面也可以从中看到韩国诗话的文体文献学价值及中韩诗话文体学之间的影响关系与其“和而不同”的自身特色，这对韩国诗学批评和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来说都具有重要的文学史和批评史意义。
[关键词]韩国诗话；宋代诗话；体制为先；辨体破体；得体失体
[中图分类号]I31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007（2017）03-0044-08
自宋代发端的历代诗话是中国古代文论的重要理论资源，其中包涵丰富的中国古代文体学文献史料，近年已有学者进行关注和研究。同时，卷帙繁富的韩国诗话中同样蕴含着丰富的文体史料和系统的文体学思想，而且与中国古代文体学思想有着极深的血脉渊源，但目前学界还没有这方面的研究。关于韩国诗话与中国诗话的关系，学者多有论述，如徐志啸称韩国文学史上的第一部诗话著作李仁老的《破闲集》“却真真切切是受中国宋人诗话文学形式影响的产物”，[1]（68～72）金淑子的《中国研究韩国诗话近况的综述》写道：“研究者們还注重中韩诗话的比较研究。学者们认为，由于韩国诗话是在中国诗话的影响下产生与发展的，因此形成了两国诗话在内容与形式诸多方面的共同特征。同时，韩国诗话又在自己的土地上生根、发芽、成长，论述民族自己的诗人诗作，因而形成自己的民族特点与风格。通过中韩诗话的比较研究，可以弄清楚与西方诗话相区别的东方诗话的共同美学特点。”[2]（81～84）所以，全面搜集分析韩国诗话中的文体文献和文体批评并与中国诗话，尤其是与宋代诗话中的文体学理论进行比较研究，系统构建韩国诗话的文体学思想体系，这无论对于韩国诗学批评还是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来说，都具有重要的文学史和批评史意义。
一、文人凡百制述，莫不有规式
“辨体”是中国古代文体学理论中的基本范畴，也是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的基本起点。“辨体”内蕴丰富，其核心观点是“文章以体制为先”的辨体观，如吴承学先生强调：“以‘辨体’为‘先’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的传统与首要原则” [3]（14），“古人首先在认识观念上视‘辨体’为‘先’在的要务”，“从而使‘辨体’成为古代文体学中贯通其他相关问题的核心问题。”[3]（16）
关于“体制为先”的辨体论，也是韩国诗话文体学的核心理论范畴，且大多与中国诗话进行比较。如崔滋《补闲集》云：
金兰丛石亭，山人慧素作记，文烈公戏之曰：“此师欲作律诗耶？”星山公馆有一使客留题十韵，辞繁意曲。郭东珣见之曰：“此记也，非诗也。”非特诗与文各异，于一诗文中亦各有体。古人云：“学诗者，对律句体子美，乐章体太白，古诗体韩苏。若文辞，则各体皆备于韩文，熟读深思，可得其体。”虽然李杜古不下韩苏，而所云如此者，欲使后进泛学诸家体耳[4]（81）。
所谓“此记也，非诗也”云云，与宋代黄庭坚的辨体理论颇为相似，如黄庭坚在《书王元之〈竹楼记〉后》一文中写道：“或传王荆公称《竹楼记》胜欧阳公《醉翁亭记》，或曰此非荆公之言也。某以谓荆公出此言未失也。荆公评文章，常先体制而后文之工拙。盖尝观苏子瞻《醉白堂记》，戏曰：‘文词虽极工，然不是《醉白堂记》，乃是《韩白优劣论》耳。’以此考之，优《竹楼记》而劣《醉翁亭记》，是荆公之言不疑也。”[5]（1526）可以看出，所谓“非特诗与文各异，于一诗文中亦各有体”与黄庭坚“荆公评文章，常先体制而后文之工拙”这一辨体经典论断如出一辙。
此外，崔滋还提出了“其文各有体”、“将以习其语效其体”、“凡作者当先审字本”等辨体言论，如崔滋《补闲集》：
夫颂者，褒美功德，赞亦其流也。赋者原于诗，……其文各有体。赞之文要其俊逸，而不拘一格，惟弃庵得之[4]（106）。
学者读经史百家，非得意传道而止，将以习其语效其体，重于心熟于工。……凡作者当先审字本，凡与经史百家所用，参会商酌，应笔即使，辞辄精强，能发难得巧语[4]（111）。
这与黄庭坚的诸多有关辨体的言论亦很相似。如黄庭坚《次韵秦觏过陈无己书院观鄙句之作师道》云：“试问求志君，文章自有体。”[5]（459）《小山集序》云：“论文自有体，不肯一作新进士语，此又一痴也。”[5]（943）在宋人诗话中，类似的辨体观点还有很多，如《杜工部草堂诗话》载陈师道《后山诗话》：“诗文各有体，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故不工尔。”[6]（199）吕本中《紫微诗话》云：“学诗须熟看老杜、苏、黄，亦先见体式。”[7]（44）张戒《岁寒堂诗话》云：“论诗文当以文体为先，警策为后。”[6]（459）
崔滋开韩国诗话辨体风气之先河，其后历朝诗话多有论述，诸如南孝温《师友名行录》“为诗先格而后辞” [4]（386），鱼叔权《稗官杂记》“悉遵体式” [4]（782），姜沆《睡隐诗话》“古人于诗文遣言下字各有其体，故得其体为难” [4]（1404），张维《溪谷漫笔》“凡作文之体，篇章句字，各有法则” [4]（1552），“诗文本有体裁” [4]（1563），郑弘溟《畸翁漫笔》“必须先立本体” [4]（1739），洪万宗《小华诗评》“使人一开卷，规模体制已了于心上” [4]（2301），“文人凡百制述，莫不有规式……故正庙朝，御制定诗程体诗以为规式……诗程初入之最要者也” [4]（2384）等等，皆是如此。
中国古代“体制为先”的辨体论源自先秦《尚书》中的“辞尚体要”辨体说，这也成为了刘勰《文心雕龙》的辨体总纲，如《风骨》篇云：“《周书》云：辞尚体要，弗惟好异。”[8]（267）《序志》篇云：“盖周书论辞，贵乎体要”、“辞训之异，宜体于要”。[8]（453）再如《奏启》篇云：“是以立范运衡，宜明体要。”[8]（215）黄庭坚《朝奉郎通判泾州韩君墓志铭》亦云：“人以为君庄重寡言，作文词务体要，断狱深原其情。”[5]（798）这一点，在金昌协《农岩杂识》中也被多次提及，如“则岂复有体要乎”[4]（2837），“故其文遂无体要” [4]（2848），“其钩棘剿赝之体繁冗靡曼，全无体要” [4]（2851），“天下事须先辨真赝虚实，而后可论工拙精粗，文章亦然” [4]（1867），“其叙事有体要如此” [4]（2873）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