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四世纪中期是我国历史上的东晋十六国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书圣王羲之和以他为轴心的『新体』书法，而同一时期的北方，书法的形态却是另一种面貌，我们从敦煌经卷中可以发现这样的作品。即使是东晋王朝内部，书法的形态也不完全统一，近年来不断出土的东晋南朝墓志让我们大为惊叹。因此，比较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南北书风在魏晋书法文化的研究中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其中对于书法发展受到地域文化、书写环境等的影响则是我们思考的主要方向。
一、敦煌经卷《道行品法句经》和《法句譬喻经》的书法史意义
『举凡见于敦煌卷册的字体，竟是：愈后即愈糟，愈早则愈好！譬如说，凡属成于魏晋以迄于盛唐的卷子，其字体什九都是极为「可观」，凡属成于晚唐以后的钞本，其字体大半均是极为「难看」！』Ⅲ这个评价指出了敦煌早期经卷的重要价值。敦煌经卷中属于魏晋时期的作品本来就很少，其中有纪年的则更少，我们选取《道行品法句经》和《法句譬喻经》作为研究对象。
《甘肃藏敦煌文献》第四卷收载甘博001号《法句经卷下》末题『升平十二年沙弥净明〔朱笔〕＼成安三年十月廿日沙弥净明诵习法句起〔墨笔〕』。升平十二年为公元三六八年，成安三年为公元三七三年，此卷为国内藏品中最早的写本，堪称国内古卷之首。这件作品的字体属于隶书向楷书的过渡形态，简味十足，尖锋起笔，字体欹侧，勾画圆转，收笔处尝重按，单个字虽呈扁方形，但有纵向延伸舒展之势。通篇作品气势连贯，笔力道劲，风格统一，是比较成熟的中古写经风格。王羲之卒于公元三六一年，则此经卷书于王羲之去世后数年，但书写风格与王羲之的楷书风格却完全不同。这件作品可以说是当时的西北边陲筒牍书风的直接发展，间或受到中原隶楷书风的影响，所以，书风朴化简约，气韵高古。作品题记所用「升平」是东晋穆帝的年号，『成安』则是筒文帝司马昱的年号，当时敦煌归前凉张氏统治，张氏一直奉晋正朔，沿用晋室年号。
日本书道博物馆收藏的《法句譬喻经》残卷，题记云：『甘露元年三月十七日于酒泉城内斋丛中写讫。此月上旬，汉人及杂类被诛向二百人，愿蒙解脱，生生信散三宝，无有退转。惟大圣之难遭，念至教实叵值。值之不恳恻，来世何所冀7冀感弘慈，察彻知所忌。』甘露为十六国时期前秦宣昭帝苻坚的第二个年号，甘露元年为公元三五九年，前凉升平三年。题记中所说『汉人及杂类被诛向二百人』应是宋混灭张瓘宗族一事。此处题记用前秦年号，书写者或为前秦人氏。作品单字轮廓稍扁，结字瘦长，隶楷参半，简味较少，笔画之间连带多，受时风影响较大；方折笔多，字较为平正，有一种雄壮气弥散在经卷中。此经卷融合了中原、西北乃至江南的书法艺术风格，与《道行品法句经》相比，它融合和包含的书法因子更加丰富，表现形式也更加活泼。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能看到两种经卷对于书法史的意义：
第一、西北敦煌在公元四世纪时的书法承接的是西晋中原书风，与同时期的东晋书风同出一源。相对于当时的中原来说，西北和江南都是落后的文化地域，永嘉之乱，中原士族纷纷逃往西北和江南，中原文化融入到这些地区，衍生出新的文化因素。陈寅恪指出，『秦凉诸州西北一隅之地……承前启后，继绝扶衰，五百年间延绵一脉，然后始知北朝文化系统之中，其由江左发展变迁输入者之外，尚别有汉、魏、西晋之河西遗传。』两种经卷的书法艺术风格就是中原书风与西北书风融合后形成的新书法艺术风格，间或受到江南书风的微小影响。
第二、两种经卷的书法艺术风格都是鲜明的隶楷参半的过度状态。张怀瓘云，『又楷隶初制，大范几同。』隶书和楷书的产生伴随着两个文字发展过程：一是隶变，一是楷化，二者截然不同。但是，楷化相对隶变要容易，因为楷书和隶书毕竟是同一个体系的文字，所以，楷化的时间比隶变要短，但也持续了几百年。裘锡圭指出，『大约在汉魏之际，又在行书的基础上形成了楷书。经过魏晋时代长达二百年左右的时间，楷书才最终发展成为占统治地位的主要字体。』以上两种经卷为我们展示的就是这个过程的文字形态。
二、东晋『新体』书风和王兴之夫妇墓志
『新体』是令人对东晋书法的定位和称谓，最早出自沙孟海的《略论两晋南北朝隋代的书法》『今天有人说东晋时代不可能有像二王那样的真行书，这话似太简单。不过，那一时期寻常简牍，未脱隶意，捺笔重滞，还沿西晋旧俗，这是事实。正惟如此，江左流美之风便在书法界显得突出，当时号为「新体」。』『新体』是指篆、隶特质消尽且自身语言已充分建立的草、楷、行字体。『新体』是在东晋二王父子『改体』基础上产生的，『献之尝白父云：「古之章草，未能宏逸，顿异真体，今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不若藁行之间，于往法固殊也，大人宜改体。」』献之所谓的『藁行之间』实际就是草书与行书掺杂，一改原来章草和隶书风格。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王羲之早年的作品隶意还很重，与前面所见敦煌写经部分用笔相似。这样的对照可以说明：两晋时期，书法发展的步伐行进到了隶楷或隶行交界处，进一步则是『新体』的超前流行，退一步就是隶书的肃穆高古。一九六五年在南京出土的东晋《王兴之夫妇墓志》，字体是带隶意的楷书，与南朝《爨宝子》相似，用笔多方，结体奇拙，棱角方整，如刀削状，与北朝碑刻有相近之处。同在江南，墓志的书写风格迥异于当时社会流行的书写体，而与敦煌经卷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是很值得思考的问题。
在敦煌文书和东晋两种书风的对比中我们发现：即使是在江南地区，在一些非常正式的场合仍然崇尚高古、肃穆，所以一般用隶书，因为到了东晋时期，所谓的古体就是隶书，篆书已极少使用。敦煌写经也具有这样的意义，写经是严肃的，所以，与同时期的李柏文书相比，同在西北地区，书法艺术风格也截然不同。同时，在西北地区出土的其他文献，因为写手身份和写作目的不同，书风也大不相同。但整个风貌与江南相比又显得庄严肃穆，因为地域文化的差异导致了地域书风的不同。
三、在敦煌经卷、东晋墓志和『新体』书法中寻找风格的共性
我们在对东晋十六国时期的敦煌经卷、南方墓志和当时社会流行的书风进行对比研究后，基本掌握了当时社会的整体书法面貌。可以这样说，当时各种书风都是在西晋书法的基础上起步，后来因为地域文化、社会风尚和书写用途的不同而导致书法的发展速度出现差异，但这种差异恰恰反映了书法艺术的风格特征。我们在这些风格中寻找书法的共性：
第一、当时的书法处于变化中，是从古体到新体、从隶书到楷书的大变化。魏晋是中国书法史的转折期，这个转折除了文字发展过程以外，最主要还是当时的社会风尚所引发的艺术观念从旧到新的变化，我们说是魏晋玄学和魏晋风度促动了书法变化发展的机关。艺术观念的变化是整个魏晋书法发展的轴心线，只有从这个基点去理解敦煌写经、东晋墓志和当时的『新体』书风，我们才能对当时的文字和书法出现的一系列变化作出深刻阐释。
第二、出土文献具有可靠性，但同时也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对中古书法艺术风格的考察要站在较高的层面进行综合比较和系统研究，在差异中寻找共性。敦煌经卷的面世，让我们从整体上看到了书法发展的一段历史，单单是从中挑出《道行晶法句经》和《法句譬喻经》两个卷子，我们依然能从中感受到书法史料的真正价值。王国维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因此，对中古早期书法艺术风格的考察，应对所能见到的所有材料进行综合和全面分析，这样才能得出客观和科学的结论。
第三、地域性和民族性对于书法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永嘉之乱，中原士族南迁和西迁所造成的江浙文化和西北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使这两个地区各自形成新的文化板块。这对于两个地区的书法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这两个地区的书法艺术风格差异基本能代表后来所谓的南北书风问题。沃兴华认为，南朝士人聚集在城市，文化信息传播快，士人有更多的交流，南朝书法在这种环境里发展较快，北朝士人不住在城市，书法方面缺少交流，进化就显得缓慢。这从一个角度说明南北书风出现差异的原因。而民族性对于书法发展的影响则更明显。江南书法发展基本是以汉人为主体在进行，所以其书法艺术风格崇尚风流妍美；而北方书法受到少数民族文化风尚的影响而表现出粗犷雄壮的一面。
第四、书法在正式场合与社会生活中的使用是两条道路、两种方式，生活中的发展具有超前性，正式场合则具有一定的保守和落后性，但两者最终归于统一。使用场合的不同往往导致书写者心态的不同，而不同的心态对作品的影响又非常大。抄经和撰写墓志当然需要恭敬和严肃的心态，所用字体多为正书。写经到某种熟练的程度可能会出现一些连带的行书笔意，但仍以正书为主。而墓志则因为对于先人的恭敬，往往采用古朴的字体来书写，所以，即使是在『新体』风靡的南朝，墓志的字体仍然是带有浓重隶意的楷书。当时的社会风尚，一流书家是不写墓志的，写墓志是社会专业写手的工作。《世说新语.方正篇》，『太极殿始成，王子敬时为谢公长史，谢送版，使王题之。王有不平色，语信云：』可掷箸门外。『谢后见王曰：『题之上殿何若？昔魏朝韦诞诸人，亦自为也。』王曰：『魏阼所以不长。』为朝廷题写殿堂匾额王献之尚且不为，那撰写墓志就是决计不可能的。所以，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书风与正式场合使用的书法字体风格是有一定差异的。应该说，正式场合所用字体的发展速度要落后于社会生活中所用字体的发展速度。但是，从后来南朝、隋唐敦煌经卷与社会书法作品的对比来看，两者的发展逐渐归向统一，正式场合用体加快发展速度，渐趋成熟，而社会用体因归于成熟较早，所以发展速度相对缓慢，到唐代，二者基本归于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