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在西方，“自然”（nature）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引起了不同时代众多哲学家和神学家的关注与探究。本文依据于古希腊时期形成的理性阐释传统，分析“自然”概念在中世纪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思想中的意义与价值。阿奎那在其自然（理性）神学体系的创建过程中，不仅把“自然”视为能够符合人类存在特质和认知特质的理性，而且把它看做是可以通达上帝、宇宙和人类的本性，从而使得“自然”在阿奎那的思想体系中具有了认识论和本体论的意义与价值。
关键词自然阿奎那理性本性
〔中图分类号〕B5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6）02-0001-06
在中世纪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1225-1274年）的整个思想中，“自然”（nature）观念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这种地位不仅在于他作为中世纪经院哲学的集大成者，秉承经院哲学“信仰寻求理解”的理性主义传统并将这一传统发扬光大，创建了一个内容广泛、影响深远的自然（理性）神学体系；更在于他接受了亚里士多德等人的希腊哲学倾向，把“自然”作为实在的本性，试图从更深的层面上理解上帝、宇宙和人类的意义及其相互关系，形成了不同于奥古斯丁等人的实在认识方式和神学思想传统。因而，全面分析阿奎那“自然”概念的多重含义及其思想价值，无疑是合理把握阿奎那思想特征及其历史意义的一个重要途径。
一、宇宙本原与理性阐释传统
从其基本的理论倾向上看，阿奎那的一生致力于基督宗教神学的系统化建构、整合与辩护。正是在这种建构、整合与辩护中，阿奎那认识到了“自然”的意义，并赋予它以重要的理论地位。当然，作为一个具有信仰背景的神学家和哲学家，阿奎那有着教会传统和信仰传统所赋予他的问题意识；然而，基督宗教与希腊哲学等其他思想体系间长期的互动关系，也为阿奎那提供了较为宽广的理论视野。也就是说，当阿奎那试图对神学进行系统化的建构、整合与辩护的时候，构成其理论基础并使其得以进一步展开的思想资源，既有基督宗教自身的信仰传统和神学传统，也包括了其他的思想传统，例如，在当时拉丁西方广泛传播开来的亚里士多德哲学。而就阿奎那所充分认可与接受的信仰传统、特别是神学传统来说，并非是一种纯粹单一的思想资源（虽然更多的是一种信仰资源），它在不同时期神学家们的建构中已被融入了其他不同的思想元素和文化元素，尤其是在其形成初期教父神学家们对希腊哲学的借鉴和使用，已经在这一传统中构成了一股不断演进的思想潮流。因此，面对13世纪亚里士多德著作与思想在拉丁西方大规模的引进和传播，阿奎那能够秉承基督宗教神学思想史中的理性辩护传统，赋予自然与理性以更为积极的建构意义。
那么，这种为阿奎那所借鉴和使用的“自然”与“理性”概念在希腊哲学中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或者说，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希腊哲学提出了什么样的“自然”观念而引起了以阿奎那为代表的神学家们的兴趣与关注？在总体上，这是一种以逻辑的方式对事物本性（physis）及其理性结构（logos）进行认识的思想路线，一种对宇宙和世界本原的合乎自然本性的认知模式。当然，确定宇宙的自然本性及其逻辑结构为基本的认识对象，对于古希腊哲学家来说并非是一个一蹴而就的事情，它经过了一个相对漫长的探究过程。
大约公元前6世纪前后，希腊哲学开始了它对宇宙和世界起源探究的思想进程。在此之前，古希腊人也有着对宇宙和世界的起源或本原的思考，只是这种思考更多地具有神话的特征，例如，典型地表现在荷马（Homer，约公元前9-8世纪）史诗和赫西奥德（Hesiod，约公元前8世纪）《神谱》中的神话解释模式，把诸神视为人类和世界的最终根源。只有在以泰勒斯（Thales，约前624-前546年）等人为始端的哲学家那里，以一种合乎自然本性的方式对宇宙和世界的本原进行专门的探究，才真正打破了神话模式对人类思想的束缚，开始了凭借人类自身能力探究宇宙和世界自然本原的历程。无论是泰勒斯的水、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约前540-前484年）的火，还是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约前492-前428年）四种元素（土、气、水、火）和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约前460-前370年）的原子，希腊哲学家们都试图从自然本身中寻找宇宙和世界的本原与始基，把这些始基或本原看作是内在于世界本身中的元素。他们在寻找构成世界基本元素的同时，也探究了支配这些元素的内在基本原则，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约前610-前546年）把它看作是内在于“阿派朗”（无限者）之内的对立物的分离，②④⑤⑧汪子嵩、范明生、陈村富、姚介厚：《希腊哲学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00、224～225、815、1023、629～631页。阿那克西米尼（Anaximenes，约前586-前525年）认为是气的稀散和凝聚，②赫拉克利特把永恒活火的不断燃烧——“一切转化为火，火又转为一切”《赫拉克利特著作残篇》D90，见《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1页。——看作是万物产生、变化和毁灭的根源，恩培多克勒认为万物的生成和解体源于爱与斗争两种力量的结合或分离，④德谟克利特则把它们归于原子在虚空中的结合与分离。⑤
在探寻构成宇宙和世界之本原与始基的元素以及支配这些元素的原则或力量的过程中，古希腊的早期哲学家们相信这些元素及其构成原则是向人类开放的，能够为人类的理性能力所认识；或者说它们本身就是一种理性结构，具有理性的可理解性。赫拉克利特把支配宇宙的原则或力量称之为公共的“逻各斯”（logos），认为它揭示了万物自身“真正的本性”或“深刻的结构”，自然世界因而是一个有序的科斯摩斯（kosmos），在其中所有自然的变化都为一个“强有力的宇宙理智”所指引。⑦⑨⑩A. A. Long，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Early Greek Philosoph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232～233、236、242～244、244.正是通过“对逻各斯和万物隐藏的本性（physis）”的观察和发现，赫拉克利特“把哲学兴趣的焦点转化到了认识论上”，迈向了我们朝向“关于宇宙的理论化认识”之路。⑦巴门尼德（Parmenides，约前515-前445年）认为宇宙真正的、唯一不变的本质是“存在”（estin），唯有心灵（nous）通过其完美的思想能力才能把握真正的“存在”（estin），形成真理（aletheia）。⑧恩培多克勒通过四种元素（土、气、火、水）和两种变化的力量（爱与斗争）来解释宇宙的基本结构（logos）与万物的自然本性（physis），相信自然事物与人类身体具有内在的同构，人类可以接受万物发出的流射，从而形成正确的认识。⑨
从泰勒斯开始，经过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恩培多克勒和德谟克利特等人的努力，早期希腊哲学不仅确定了以整体的世界为目标、依据事物的自然本性和逻各斯结构揭示宇宙原因与基本原则的哲学探究路线，而且也形成了一种自然的和系统化的理性阐释模式。特别是有关事物自然“本性”（physis）的概念，“为早期希腊哲学家们提供了一种思考整体的自然领域的框架”，从而在推进希腊思想“从古代共同信仰和想象的世界向哲学和科学的世界的转化中，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⑩当希腊哲学从早期阶段进入到它鼎盛时期的时候，自然“本性”的概念及其理性阐释传统也对这个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苏格拉底（Socrates， 前469-前400年）、柏拉图（Plato，前427-前347年）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前384-前322年）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他们建构哲学思想、特别是认识论思想的重要基础。苏格拉底把探究万物的普遍本质或本性以及以确定的方式形成有关这些对象的可靠知识视为主要目标，认为导致一类事物存在的因果必然性即是这类事物的普遍本质或本性，它是寓于一类事物中的绝对的东西，如美的事物中的绝对的美、善的事物中的绝对的善等等，它们是客观存在的，是可以通过理性来把握和认识，并能够以普遍性概念来表达的。他试图通过“能知的”理性和“被知的”美、善等绝对存在的结合，来揭示真正的客体并形成对它们的必然性认识。汪子嵩、范明生、陈村富、姚介厚：《希腊哲学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00～410页。柏拉图直接继承苏格拉底的思想遗产，对什么是世界真正的本质（或本性）以及我们如何能够对它们形成认识作了进一步的探究。柏拉图认为，整个世界是由两类“真实存在的东西”构成的，一类是“可知的”或“可理解的”世界；一类是“可见的”或“可感的”世界；在他看来，真正的知识是关于真实存在的和不变的世界的知识，而只有在那个有关数理对象和事物的型（eidos）或“相”（idea，也译理念）的世界即“可知的”世界中，其存在才具有不变的和永恒的特征，对于它们的认识才能形成普遍永恒的知识。[古希腊]柏拉图：《国家篇》508E～511E，《柏拉图全集》第2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
在古希腊哲学的理性主义传统中，亚里士多德具有更为重要的地位，对托马斯·阿奎那自然（理性）神学思想的影响也更为突出。亚里士多德认为所有真正的知识都是以存在者为研究对象，把存在着的事物的原因或本原作为基本的探究目标；而在所有关于存在者的知识中，以最为普遍和永恒不动的实体为研究对象的第一哲学（神学）最为崇高，它是一种有关“作为存在的存在、是什么以及存在的东西的属性”的知识或学问。[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6卷（E卷）1025b～1026a，苗力田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为了说明这种知识的性质，亚里士多德在全面考察了人的认识能力、认识过程和认识对象的基础上，不仅肯定了感觉经验在知识获得中的积极地位，而且以三段论为核心，建构起了严格的逻辑学体系，为知识的可靠性提供了一套科学的方法。在他看来，普遍必然性知识应该是一种证明的知识，一种按照严格的逻辑程序与逻辑方法而获得的科学知识；这种知识是以不可证明的前提或本原为基础、以可靠严密的逻辑方法为保证而获得的。[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后分析篇》（第1卷）71b17～35，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
二、作为理性的自然
希腊哲学关于自然世界、认识对象与真理性知识的看法以及由此形成的理性主义传统，在西方古代世界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成为希腊罗马社会具有某种支配地位的思想体系和理论体系。因此，当基督宗教在这样的古代世界中产生的时候，如何在更为合理和更为可靠的层面上解释并论证其信仰对象的存在，则受到了希腊哲学理性主义传统的普遍质疑。既是出于理论的需要也是出于实际的需要，一些基督宗教的早期神学家们采取了借鉴与使用希腊哲学观念与方法的方式来为其信仰的合理性张目。例如早期教父查士丁（Justin Martyr， 约公元100-165年）在从一个希腊哲学的爱好者转变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后，不仅运用他早期较为熟悉的希腊哲学概念和方法来阐释基督宗教信仰，而且坚称耶稣基督就是宇宙的“逻各斯”，相信“每一个以理性方式生活的人都是基督徒”。Justin， The First Apology， Chap. ⅩLⅥ， in Ante-Nicene Fathers， Volume Ⅰ， edited by Alexander Roberts， D.D. and James Donaldson， LL. D.， Hendrickson Publishers， Inc.， 1994 （Fourth printing 2004）.来自于亚历山大城的神学家克莱门特（Clement of Alexandria， 约153-217年），持守着与查士丁相同的理性主义辩护立场，把基督宗教看作是具有真正知识（gnosis）的哲学。虽然他认为这种知识是以信仰为基础建构起来的，但同时又相信它是能够被给予“科学的证明”，从而使这种知识表现为一种“理性的探究过程”——从“被认可的东西”出发，最终“达到对有争议的问题的确信”。Clement， The Miscellanies（The Stromata）， BookⅡ， chap. ⅩⅠ， in Ante-Nicene Fathers， VolumeⅡ， edited by Alexander Roberts， D.D. and James Donaldson， LL. D.， Hendrickson Publishers， Inc.， 1994（Fourth printing 2004）.
从查士丁和克莱门特等早期教父开始，为希腊哲学所崇尚的自然理性以及以此为基础所建构的可靠性知识阐释传统，逐步在随后的奥利金（Origen，约185-254年）和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e， 354-430年）等基督宗教的神学家那里获得了一种论证与辩护的价值和意义。虽然在公元5世纪前后，随着罗马帝国的解体，希腊哲学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和学派在整体上也面临着灭顶之灾；然而它的观念和方法仍然以不同的方式存留了下来。特别是公元6世纪波埃修（Boethius，480-525年）对亚里士多德逻辑学著作的翻译，在随后的时代保存并产生影响的主要是他对亚里士多德《范畴篇》的翻译和波菲利（Porphyre）对之所做的注释，以及波埃修本人对亚里士多德《范畴篇》和《解释篇》的注释。参见赵敦华：《基督教哲学1500年》，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82～183页。使得希腊哲学更多的是以逻辑学方法的形式，在随后的中世纪早期产生着非常重要的思想建构和理论阐释作用。随着历史的进展，辩证法获得了更为突出的地位，它在成为中世纪学校（神圣的和世俗的）教育主要内容的同时，受到了更多神学家的青睐，不仅被9世纪的爱留根纳（Johanes Scotus Erigena， 810-877年）看作是整个自然运动的基本方式，也被中世纪经院哲学时期的早期代表人物阿伯拉尔（Pierre Abelard，1079-1142年）视为探究和解决神学问题的主要手段。
因此，当12世纪亚里士多德的众多著作被翻译为拉丁文进入西方世界的时候，在教父时期和中世纪早期为诸多神学家认可的理性传统，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一道，共同构成了托马斯·阿奎那神学阐释的基础。特别是在评注亚里士多德诸多著作的基础上所展开的对其思想深入细致的研究过程中，阿奎那进一步认识到了“自然”与人类理性所具有的思想价值与意义。他不仅把理性看作是人类存在固有的特质，而且相信理性能够获得具有一定可靠性的信仰知识。在评价人类存在和生活基本特征时，阿奎那认可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第一卷）中提出的看法——“唯有人类凭技艺和推理生活”，肯定了理性和逻辑在人类生活中的意义，认为人类行为受理性判断的引导从而使得人类的行为能够按照有准备的和有序的方式运行，体现了人类不同于其他动物的特质。他说，人类在理性基础上建构起了一种明确的和固定的程序，例如作为“推理科学”的逻辑就是如此，“当人们实施这种推理活动时”，他能够“以一种有序流畅的方式没有错误地进行下去”，从而能够“通过适当的手段而达到他们预期的目的”。St. Thomas Aquinas， “Prologue” of Commentary on the Metaphysics of Aristotle， Translated by BYJohn P. Rowan， Hey Regnery Company， 1961.为了进一步说明理性推理在认识中的意义，阿奎那依据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将人类理性活动分为三类：一类是对“不可分的和单纯的事物的认识”，获得的是关于事物“是什么”的知识；另一类活动是“综合或区分”，认识的真或假直接呈现在这一活动中；第三类理性活动是从一个事物到另一个事物的推理，通过所知而认识未知。他认为这些理性行为是与人的自然行为相一致的。St. Thomas Aquinas， “Foreword” of Commentary on the Posterior Analytics of Aristotle.
如果理性活动是人类认识与生存的基本特质，那么它在信仰生活中有没有积极的地位呢？从阿奎那对它的肯定性评价来看，答案应该是没有疑问的。这也明确地体现在他关于人的认识能力和认识过程的看法中。阿奎那借鉴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认为人们获得知识的过程有两个阶段，感性的认识对象是具体事物或个体，理性的认识对象是共相和观念，理性在感性所提供的感觉材料的基础上，形成对事物共相的认识。St. Thomas Aquinas， Summa Theologica， la， Q. 79， a. 3-a. 4.因而，从感性经验出发的认识路线，是与人类自身的认识能力相适应的。他相信，人们不仅有自然能力获得关于感性世界的知识，而且其理性也完全能够“为感觉引导指向神圣的知识，从而认识上帝存在和其它类似的真理”。St. Thomas Aquinas， Summa Contra Gentiles， Transla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James F. Anderson， London：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75， BookⅠ， ch. 3. 例如，他在评述《圣经》文本的表达形式时曾指出，《圣经》就以较为便捷的方式通过“与有形事物的比较来提出神圣的和灵性的真理”；因为从人类的认识过程来看，“通过感性对象获得理性知识是自然的”，因此在《圣经》中，“属灵的真理应该根据来自于有形物体的意象被展示”，从而使得所有的人们都能够更好地去理解。St. Thomas Aquinas， Summa Theologica， la， Q. 1， a. 9.阿奎那把这种方式看作是符合人类自然能力的认识方式。
阿奎那有关人类自然能力和基本特质的阐释，使他对理性在认识论中的地位形成了肯定性的评价；而他之所以能够积极地把理性运用在诸多神学问题的论证和说明中，同时也源于他对哲学家身份的某种自觉。虽然作为一个神学家，阿奎那持守着信仰的启示传统以及信仰高于理性的基本立场，但是在对亚里士多德思想的评述和探究过程中，他也意识到了亚里士多德所具有的论证价值，不仅把亚里士多德的诸多观点和看法作为他所面对并试图解决的神学问题的基本原则，而且也从中逐步获得了某种哲学家的身份意识。在他看来，亚里士多德关于第一哲学的研究对象和哲学家的首要工作所做的说明与阐述，是重要的并值得倡行的，他从中获得了诸多的启发与教益，从而希望以此来确定他自身的首要职责和基本任务——思考并阐释“宇宙的最终目的”、世界的“最高原因”以及所有“真理的第一原则”。St. Thomas Aquinas， Summa Contra Gentiles， BookⅠ， ch.1.
正是在亚里士多德思想的鼓舞和启发下，使得阿奎那能够秉承并推进神学阐释传统中的理性主义倾向，在自然理性的维度上提出了上帝存在的宇宙论证明，并对上帝的本质和属性及其与世界和人类的关系作出了广泛的理性化解释，建构起了一个较为全面、影响深远的自然（理性）神学体系。当然，对哲学理性的广泛运用，并不意味着阿奎那就是一个在基本立场和思想倾向上与亚里士多德完全相同的哲学家。实际上，在阿奎那的思想体系中，存在着启示（信仰）和哲学（理性）两种不同的思想原则和认识路线，前者甚至起着更为重要的指导作用和规范作用。然而，对以亚里士多德思想为代表的希腊哲学观念和方法的借鉴与运用，以及在这种借鉴和运用过程中对人类自然理性之论证价值和认识价值的认可与赞赏，使得阿奎那将教父时期以来逐步流行开来的神学理性化传统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他本人因而也成为经院哲学鼎盛时期最为重要的代表和集大成者。
三、作为本性的自然
阿奎那在其神学体系建构中对自然的重视，不仅表现在他所倡行的理性主义认识原则和认识方法方面，而且也体现在他对宇宙和人类等实在之自然本性的积极肯定。在基督宗教的神学传统中，能否从人的自然本性和宇宙的自然本性上获得上帝的知识，决定于人们对这些自然本性有着什么样的看法。虽然几乎每一个神学家都坚信有关上帝存在之类的知识都源于上帝自身的启示，源自于所谓的启示之光；但也有一些神学家把自然之光看作是通达上帝知识的一条途径，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人的自然本性和宇宙的自然本性以某种认识论价值和本体论价值。阿奎那乃是其中典型的代表。
当阿奎那把自然理性作为整合与建构神学体系的方法与手段的时候，宇宙的自然本性以及人类的自然本性就必然会进入到阿奎那的视野中，或者说，它们具有什么样的认识论意义就不可避免地引起了阿奎那的思考。在阿奎那看来，自然世界和神圣存在之间并没有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他并不像某些神学家认为的那样，由于人类的原罪而败坏了世界和人类的本性，使得人类试图从有限世界走向无限世界时面临着难以通达的本体论鸿沟。他从信仰传统出发，把世界万物看作是上帝的创造，认为作为原因的上帝和作为结果的万物之间必有一种内在的关系。正是由于对这种关系的坚信，阿奎那不仅认为“从每一结果中可以清楚地表明原因的存在”，从而通过由果溯因的方法从上帝创造的世界万物中“证明上帝的存在”；St. Thomas Aquinas， Summa Theologica， la， Q. 2， a. 2.而且也认同世界万物和上帝之间具有某种相似性——即使这种相似性之间体现出的仍然是巨大的差异而不是相同，这种相似性则为世界万物的自然本性保有了某种积极的意义，因为世界万物的诸多完善品性“是从上帝流向受造物的”。St. Thomas Aquinas， Summa Theologica， la， Q. 13，a. 6.因此阿奎那认为，自然世界中的众多感性事物，虽然是不完善的、有限的和脆弱的而不能用来“论证上帝的本质”，但它们却“保留了与上帝类似的确定的迹象”，因而具有某种可信赖的因素。St. Thomas Aquinas， Summa Contra Gentiles， BookⅠ， ch.8.
由于宇宙的自然本性和人类的自然本性在阿奎那那里不仅具有论证价值，也具有本体价值，从而使得他的自然神学体系显现出了更为丰富的内涵。也就是说，当阿奎那把“自然”作为他建构其神学体系的一个基本方法和思想维度的时候，“自然”不仅作为理性具有论证的和认识的意义，而且也作为本性具有某种更深层的本体意义。而且就一个体系的基本架构上看，后者的意义可能更为重要。段德智先生在阐述“自然神学”概念的含义时就曾指出这里的“自然”不仅具有“理性”的意义，而且涵摄了“本性”的意义，认为在阿奎那的自然神学中，其“逻辑重心并不在于人们通常所强调的‘理性’，而是在于‘自然神学’中的‘自然’”，在于神（上帝）的“自然”（本性）、宇宙的“自然”（本性）和人的“自然”（本性）所构成的基本“研究域”。翟志宏：《阿奎那自然神学研究》“序”（段德智），人民出版社，2007年。正是这一三重本性的自然概念，使得阿奎那置身在了一个更宽广的思想平台之上。
当然，运用涵摄理性和实在、认识与本性的自然概念作为建造神学体系的基础，在阿奎那之前也不乏其人。公元9世纪的爱留根纳就曾作出了这样的尝试。他借鉴新柏拉图主义的辩证法——区分和分析的方法，以“自然”概念为核心建构起了一个涵盖“存在”和“非存在”领域的思想体系，认为自然包括了创世的上帝以及被造的原型理念和可感世界，在其中辩证法既是整个自然运动的方式，也是人们认识自然的方式。爱留根纳通过自然概念将神的世界和物质世界整合为一个统一体，认为它们都遵循辩证的运动方式——从自然Ⅰ（作为原因的上帝）到自然Ⅱ（原型理念）再到自然Ⅲ（可感世界）的下行运动以及从自然Ⅲ（可感世界）到自然Ⅱ（原型理念）最终回归到自然Ⅳ（作为目的的上帝）的上行运动，实际上是试图在自然本性的意义上建立起神圣世界和可感世界间可通达的一致性关系，以此来肯定包括人类在内的可感世界在神学体系建构中所具有的本体价值和认识价值。赵敦华：《基督教哲学1500年》，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14～217页。
如果说爱留根纳是通过一个无所不包的最高哲学概念“自然”来表达他对神的本性和世界本性之间关联性的认可的话，那么阿奎那则主要是在他对哲学家职责的界定以及对“神圣学说”的建构中来阐明他的看法的。也就是说，阿奎那并不希望通过某一个最高的哲学或神学概念来整合神、人和世界间的关系，而是把自然作为他的神学体系建构中的一个基本维度来申明他的立场。在他看来，来自于人和世界本性的自然之光，在认识“神圣真理”上具有一定的可能性与合理性，虽然人类依赖自然之光的探究可能是一个长期艰苦的过程且易于混杂有众多的谬误和诡辩，St. Thomas Aquinas， Summa Contra Gentiles， BookⅠ， ch.4.但他相信“恩典并不取消自然，而是成全自然”，自然（理性）在对“神圣真理”的认识和理解方面能够提供有用的帮助。St. Thomas Aquinas， Summa Theologica， la， Q. 1， a. 8.应该说，阿奎那对世界自然（本性）之神学意义的肯定，不仅源于他自身试图一直保持的神学理性传统，更源于他对亚里士多德思想始终不渝的推崇。例如，在阿奎那的《神学大全》和《反异教大全》等著作中，“the Philosopher”专指亚里士多德，并把亚里士多德的看法作为一种原则和权威来引用。
正是在对亚里士多德著作的细致解读中，阿奎那充分地领会到了“自然”的意义，把握到了自然（理性）的认识价值以及自然（本性）的论证价值。这种理解和把握为阿奎那在神学论证中走向外部世界提供了合理的思想支撑，使其能够在更深广的论域中建构以宇宙论证明为核心的自然神学体系。因此，在阿奎那的宇宙论证明中，包含着一种形而上学原则，一种在他看来支配所有实在运动的因果关系原则。他在《反异教大全》中通过活动主体（operator）的两种活动（或运作）表达了他对这一原则的看法。在他看来，一个活动主体的内在活动（第一种活动类型）是其自身的圆满完成，它超越自身达于外部对象的活动（第二种活动类型）则是被造事物的圆满完成，因而“第一种活动类型就是第二种活动类型的基础，并且在本性上先于第二种类型，正如原因先于结果那样”。St. Thomas Aquinas， Summa Contra Gentiles， BookⅡ，ch.1.世界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建立起了与上帝的存在论关系。
阿奎那认为，根据因果关系原则，“每个结果都依赖于它的原因，如果结果存在，那么原因必然先于它而存在的”，St. Thomas Aquinas， Summa Theologica， la， Q. 2， a. 2.我们可以通过被造世界的基本特征，诸如万物的运动特性、动力因特性、可能性与必然性关系、事物的完善性等级和目的性指向等，来推论出作为世界万物原因——不动的推动者、必然存在者、终极动力因、最高完善者和目的因等——的存在。阿奎那把这种作为世界和宇宙最终根源与最初原因的不动推动者和必然存在者称之为上帝。他的以上帝为最终指向的宇宙论论证，不仅包含着以信仰为内在原则的神学思维，而且也体现了他对自然世界在神学本体论意义上的肯定，相信世界的运行符合某种逻辑规则并在本性上与上帝具有一种可通达的关系。
阿奎那对人的理性认识能力的推崇，对世界逻辑结构指向性功能的肯认，特别是他在人的本性、宇宙本性和上帝本性之间建构的融贯性关系，使得他的自然神学不仅体现为一种理性神学，同时也拥有了一种更深广的形而上学架构。虽然这一神学仍然受到信仰规则的支配，有着内在的神学目的论意涵，但他在神学体系中赋予人的理性和宇宙（自然）本性所具有那种的认识论地位和本体论地位，成为阿奎那神学思想的基本特征，而与奥古斯丁等人的神学内在主义鲜明地区分开来。这也是当代学者在评价阿奎那的思想地位时所明显感受到的，“当我们从12世纪的圣贝纳尔（St. Bernard）来到13世纪的圣托马斯，我们遇到的是一个完全实在的世界，遇到的是一个完全自然状态的理性”。A. C. Pegis， “Introduction，” St. Thomas Aquinas， Basic Writings of Saint Thomas Aquinas， Vol.1，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 1999， p. xxxvii.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哲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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