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社会资本的培育和建造是检视社区发展的指针和向标，是社区发育的真正内涵，是社区总体营造成功之要素。社区的营造在于社会资本的培育和创造，是否推动以建造社会资本为主要战略是考察现代社区是否可能的核心构件；同时，社区可以说是社会资本的孕育生成处所，社区是社会资本的“子宫”，没有社区就没有社会资本，社区和社会资本两者密切关联。我国社区的发展困境在于，由于社会结构的变迁和不稳定性、社会空间的极化和隔离所带来的社会网络的封闭性和同质性，社区社会资本出现不断弱化的趋势。社会资本的弱化，带来了我国社区的贫穷加剧现象。
关键词：社会发展；社区建设；社会资本
从社会发展和社会建设的角度，依托并着眼于以社区的建设和发展来谋求社会的发展，并将社区的发展置于社会发展目标之中已日益成为人类共识，并形成新的世界趋势。可以说，社区建设处在一个关键时期，面临一个直接影响社会、政治发展的选择问题。当代著名的社会学家、英国新工党的思想领袖和“第三条道路”的主要倡导者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提出：“社区这一主题是新型政治的根本所在”，面对诸如“社区素质衰落、贫富差距继续扩大”等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只有社区建设才能解决，“社区建设不但意味着重新找回已经失去的地方团结形式，它还是一种促进街道、城镇和更大范围的地方区域的社会和物质复苏的可行办法”。对社会发展来说，社区建设是一个能够转化为在社区层次上寻求集体行动，来实现社会和管理重建的最有效方法。
学术界对于社区建设或社区发展问题的研究，均着眼于社区发展与成功之要件与其他相关具体内涵的探讨，如集中于政府授权、社区自治或培育社区组织等，少有专门从社会资本角度进行的研究；政府也将建造社会资本作为解决社区或社会发展困境的策略，而只是视之为实现基层稳定和加强市民凝聚力的手法；而且，无论是政府、社会以及学术界对于社会资本的理念、量度及如何建造仍不清晰。本研究之主旨是以社区建设为例，从社会资本维度探讨社区建设或社区总体营造成功之要素为何以及应如何以社会资本角度建构社区发展或社区总体营造政策。通过信任、网络、规范等社会资本的指针，检视社区发展和营造的过程和成效，最终寻求社会建设和社会发展之路径。本文的论述架构，首先从理论的维度说明社区和社会资本的内涵、形式和功能，并从理论上解决社区和社会资本的关系问题；其次结合我国社区发展的实践，探讨我国社区的发展困境，即社会资本的弱化和贫穷；最后再提出可能的研究议题，即如何基于社会资本的视角，实现现代社区的总体营造，解决社区发展困境。
一、社区、社区建设和社会资本
“社区”一词源于拉丁语的Fellowship，本意为“关系密切的伙伴和共同体”，这种解释来源于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他在1887年出版的《社区与社会》(Gemeinschaft und Gesellsehaft)书中，首次将Gemeinschaft(常见的译法为共同体或社区，也可译为团体、集体、公社等)概念与Gesellschaf(社会)概念相区别，提出“社区”与“社会”这两个概念来分别表征人类共同生活的两种表现形式，用来说明社会变迁的趋势和两种不同的社会团体。滕尼斯认为Gemeinschaft(社区)主要存在于传统的乡村社会中，是一种具有共同习俗和价值观念的同质人口组成，是人与人之间关系密切、守望相助、富有人情味的社会团体，连接人们的是具有共同利益的血缘、感情和伦理团结纽带，人们基于情感动机形成了亲密无间、相互信任的关系。“社区”不仅包括地域共同体，还包括血缘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人与人之间形成的共同的文化意识以及亲密无间的关系是社区的精髓。随后，有很多学者延续了这种社区的理念，“社区的成员在社会关系上是相互依赖的，……他们共同参加讨论并做出决定，……最后大家共同参与规定和培育社区的实践活动”。“‘共同体’这个词传递的感觉总是很美妙的。共同体是一个温暖而舒适的场所，一个温馨的家，在这个家中，我们彼此信任，互相依赖”，“‘共同体’是一种我们热切希望栖息，希望重新拥有的世界，是一个失去了的天堂，或者说是一个人们还希望找到的天堂”。
社区建设在西方已有悠久的历史，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经联合国倡导，社区建设引起了世界各国的重视，最终成为一项世界性运动。近年来，社区建设因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欢迎和推广而得到迅速发展。社区建设的内涵是丰富的，强调整个工作需经过一系列有计划的步骤以及居民在社会关系及心理上须有一转变过程。联合国1960年出版的《社区建设与经济发展》一文中指出：社区建设为一种过程，即由人民以自己的努力与政府当局的配合，一致地去改善社区的经济、社会、文化等环境。在此过程中，包含两种最基本的要素：一是由人民参加、自己创造，以努力改进其生活水准。二是由政府提供技术协助或其他服务助其更有效地自觉、自发与自治。社区建设的目标就是要建设一个好的社区，建设高质量的居民生活，对人们的生活方式产生好的影响，从而实现社会和管理的重建。社区是改进社会生活质量的焦点，是实现社会发展和社会重建的重要依托，也是实现社会重建最有效的方法。
而社会资本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成为许多学科关注的热门概念和分析的重要起点。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教育学及其他学科，均从各自专业领域观点来探讨社会资本的相关议题。社会资本关注到网络、规范、信任等社会内部的文化机制，强调藉由集体行动和组织行为形成的社会联系或社会关系、其间产生的沟通、协调、互惠合作等价值特征才是推动社会(社区)发展或经济繁荣的关键因素。
在对社会资本的界定上，不同的学者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出发给予了不同的界定。布迪厄认为，“社会资本是真实或虚拟资源的总和。对于个人和团体来说，由于要拥有的持久网络是一种或多或少被制度化了的相互认可的关系，因而它是自然累积而成的”。
在布迪厄那里，社会资本是一种通过对“体制化关系网络”的占有而获取的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这种“体制化网络关系”是与某个团体的会员制相联系，获得这种身份就为个体赢得“声望”，进而为获得物质或象征的利益提供保证；科尔曼将焦点置于个人层次的分析，提出了另外一种社会资本的表述，即“社会资本是个人拥有的，表现为社会结构资源的资本财产，由构成社会结构的要素组成，主要存在于人际关系和社会结构之中，并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社会资本是许多具有两个共同之处的主体：它们都由社会结构的某些方面组成，而且它们都有利于行为者的特定的行为——不论它们是结构中的个人还是法人”。罗纳德·伯特提出：“社会资本指的是朋友、同事和更普遍的联系，通过它们你得到了使用其他形式资本的机会，……企业内部和企业间的关系是社会资本，它是竞争成功最后的决定者。”罗伯特·普特南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组织特点，如信任、规范和网络等。像其他资本一样，社会资本是生产性的。
它使得实现某种无它就不可能实现的目的成为可能，并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的效率。……追求共同目标。”罗伯特·普特南视社会资本为促进集体行动的网络和规范，本身具有社会性，其结果则是集体行动，认为社会资本是人际间的水平连结，它包含社会网络、信任及相关的规范。对罗伯特·普特南而言，社会资本并非集体行动本身，而是透过存在于社会网络内的互惠、信任规范和惩罚的促进和监控作用，使集体行动的困境获得解决。事实上，罗伯特·普特南的主轴在于地区和国家层次，他认为，不同地区或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结果部分地由于一般性的互惠规范造成的信任程度差异，社区成员的信任和互惠期望促发短期的利他行为；而公民的参与网络，如邻里组织、运动俱乐部、合作社等，为社会资本的重要元素，人们在公民活动的参与过程中培养互惠规范，并且惩罚违背者。亚历山德罗·波茨认为：“社会资本是处在网络或更广泛的社会结构中的个人获取短缺资源的能力……获取(社会资本)的能力，个人固有的，是个人与他人关系中包含着的一种资产。社会资本是嵌入的结果。”⑤从以上有关社会资本的不同的定义中，我们可以发现，社会资本强调的更多地是一种社会关系网络或社会资源(如体制化关系网络、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或者是社会组织特征(如社会网络、信任及相关的规范)，或者是指社会支持网络所发挥的力量，动用稀缺资源的能力和机会(如获取短缺资源的能力)。
从上面社区和社会资本的内涵我们可以理解，真正意义上的社区应该是那种相互信任、守望相助、邻里情谊、热心奉献、休戚与共的关系，所有成员具有强烈的社会、家庭责任感，具有共同的归属感、共同的理想和承诺，在那里能分享信念、实现社会参与、展开义务工作、建构社会网络、培育公民精神。社区的整体意识、认同感、归属感、凝聚力、共同分享的信念、价值、关注和兴趣等，均是构成社区或社群的共同要素，也是社区建设的核心元素。社会资本指涉的是人们可以运用来解决共同问题的社会信任、规范和网络之存量，是人们的社会关系或动用社会短缺资源的能力，是镶嵌于(embedded)一定空间界限内的成员所形成各种形式的社会关系、网络、制度，以及成员间共享的价值、规范和信念等，社会资本的主题包括网络中的参与、互惠、信任、社会规则、公产、能动性等。
社区定义中所关注的要素，如社会网络、规范和信任等等也正是社会资本的基本内容，社区的营造在于社会资本的培育，社会资本的创造，也就是社区发育和社区建设的真正内涵；社区可以说是社会资本的孕育生成处所，社区是社会资本的“子宫”，社会资本理论基本也是以社区为视角分析研究其构成和功能的。因而，在社会建设中，就社区的层面而言，社会资本的创造，意味着一种更为和谐的人际关系，意味着社区的一种更好的人文环境，同时也意味着社区发展的一种更为有利的条件，就社会资本层面而言，真正意义上的社区建设或社区营造，就意味着社会资本的增加和培育，对社区的参与、信任和安全感、邻居间的联系、家庭的联系、社区规范、社会价值观可以说构成了社区与社会资本的共同元素。
二、社区建设和社区发展困境：社会资本的弱化和贫穷
伴随着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全面推广，社区建设正在成为当前社会发展的核心课题和实现社会重建的最有效的方法。社区建设和社区发展工作控制着社会重建的过程，社区建设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建设的重要课题。而社区的建设和营造在于社会资本的培育，社会资本的创造，是社区发展和总体营造的成功之要素，也就是社区发育的真正内涵，没有社会资本就没有社区，社区和社会资本两者间密切关联。那么，在社区建设中，我们就可以以社会资本的培育作为检视社区发展的指针，在社区研究及实践中以是否推动社会资本建造来为主要战略来考察现代社区是否可能的问题。而现实是，在我国社区建设中，陷入的是一种社会资本的弱化和贫穷的社区发展困境，这种困境在社区总体营造中一直为政府、学术界所忽视。
在我国社区建设中，社会资本的减少和弱化以及社区的贫穷现象表现在下面几个层面：
首先，体现在社会结构的变迁和不稳定性所带来的社会资本的弱化和贫穷。事实上，各种形式的社会资本都依赖于社会结构的稳定性。社会资本是存在于人与人的关系之中的，它更多存在于社会组织之间或社会中的规范、网络与信任。社会组织或社会关系的变迁或瓦解，意味着人际间原有的利益与控制关系的断裂，社会资本就丧失了存在的前提，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变迁过程中，社会结构的变迁就会影响社会资本培育和存量。
我国早期社区的社会结构形式更多地是街居制结构和单位制，几乎所有社区的功能都通过街居制结构和单位制社会来实现。街居制结构和单位制社会延续了原始性社会结构所具有的社区功能。原始性社会结构是指那种原初的家庭、邻里、社区等社会组织，正是因为这种原始性社会结构，个体之间得以保持着亲密而稳定的情感联系，由此提供了爱、安全感等“持续的关注”；也正是原始性社会结构中广泛存在的规范和赏罚措施，有效地约束了人们的行为，从而保证了社会的有序运转。在单位制社会中，大多数成员通过单位获取或创造自身的社会资本，从而获取信息和资源，增加额外的经济利益，单位不仅具有经济功能，还会发挥感情支持和社交作用。这些以单位为基础的社会网络通常于工作间或工作的地区建立，或者基于单位的家属区而建立。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资源配置开始向更为有效的市场领域转移，单位的资源配置功能逐渐弱化，单位社会萎缩，其社区的功能逐渐淡化，单位原有的职工生活职能和社会政治职能等大量流向社区，尤其是随着大批的国有企业破产、转制，越来越多的单位开始改变“企业办社会”的状况，将原来承担的保障功能推向社会，大量的“单位人”流人社区，变成“社区人”，单位提供社会资本的功能逐渐弱化，单位制社会的销蚀所引发的行业性网络弱化，大大弱化透过单位的网络集体地解决个别成员问题的能力，亦即是面对以单位为社会组织所提供的社会资本的弱化和消失。
社会结构变迁的另外一个层面体现在市场经济结构体系的渗透和嵌入。市场经济带来的现代主义盛行的是一种现代都市生活，盛行的是一种消解情感、崇尚理性的生活方式。这种理性主义牢笼又会不断强化对情感世界和精神生活的禁锢，大众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中又变得疏离化，出现人际关系淡化、凝聚力和归宿感减弱，带来的结果就是社区作为原初的同质性群体走向消解，而为异质性、被动性的、疏离的大众社会所取代。可以说，以市场经济体系为导向的现代社会不可能存在那种“休戚与共”的社会关系，也不可能指望那种“理性驱动利益关联”以外的任何联合形式。市场是追逐利益的市场，是以最小的成本追求最大利润为目的的场所。因此，市场不能保证竞争能力的公平，没有办法保护社会的弱势群体，市场也不能满足公益事业发展需求，市场更不能满足社会交往和情感的需要。因此现代市场经济对传统意义上的社区的解构，只会加剧社会资本的减少和弱化。
其次，基于社会空间的极化和隔离所带来的社会网络的封闭性和同质性也会导致社会资本的
弱化与贫穷。科尔曼认为，社会网络的封闭性增加了系统内部行动者之间的依赖程度，减少了内部行动者对网络外部行动者的依赖性及资源的可替代程度，从而为有效规范的建立创造了前提条件。尽管科尔曼在谈到社会资本的产生时强调了社会网络的封闭性，但科尔曼却忽视了封闭性在使社会网络内部的个体之间相互依赖、联合行动的同时，也对外部人采取了一种排斥态度。城市作为社会空间的存在、重建和重组决定了社会资本的变化。城市规划和住房市场影响到城市社会空间的变化。由于政府新市镇的城市规划政策及市区重建政策，在空间上引起穷人居住区的隔离(residential segregation)以及富人居住区的集中，带来了社会空间的极化和隔离。西方学者通过研究指出：城市化过程中的住房市场导致了贫困家庭在空间上的集中，社会住房通常集中在城市的某些地区，低收入家庭和靠政府转移支付生活的居民就集中到这些地区，结果在城市中贫困居民的分布呈现明显的区域集中现象，而相对富有的家庭从这类地区大规模迁出，这就加剧一种明显的社会极化现象。结果就是：富人大量往郊区外移：旧城区愈来愈破落、萧条，而成为底层社会群体或失业人士集中的区域，社会空间的极化和隔离令贫穷社区中缺乏传播价值、规范、及信息的组织；经济上的贫穷使其无暇顾及社会参与的活动，以及在城市中必须面对社会的歧视及排斥，弱势社群所面对社会的歧视及排斥，令底层群体较难与其它社群接触及联络，造成其处于封闭及同质的网络中，所以社会空间的极化和隔离问题恶化与社会资本的弱化可理解为互为因果，变成恶性循环。
社会空间的极化与隔离导致弱信息、弱发展机会、弱资源的再生产性，导致信任和安全感降低，动用和获取资源的能力削弱，互惠行为减少。可以说，社会空间的极化和隔离所带来的贫困和孤岛经济效应意味着缺乏发展的机会、信息贫乏、与主流社会脱节，处于一种社会资本不断弱化和贫困不断加剧的境况中。加克森和沃尔舍认为，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由于缺少金钱，失业者缺少参加社交活动；由于耻辱感，失业者较少与有工作的人来往；失业使失业者与因工作原因而建立起关系的人的交往中断。威尔森在其贫穷集中理论中指出，由于有工作的中产阶层的迁出，使得集中在旧城区的大量失业者和穷人缺少与就业者的联系。这样，失业者的社会网络结构呈现单一化的趋势，与主流社会交流和联系的机会减少，尤其是缺乏就业的信息和机会，导致弱劳动力联系，进一步恶化了失业者再就业的可能性。莫瑞斯和加利称这种现象为社会分割或社会网络分割，威尔森称之为社会孤立。由于失业者和穷人的集中，且与主流社会脱离，使得整个地方社区也逐步衰败，形成社会空间排斥，而这种空间排斥反过来又影响个人层面上的社会排斥。比如，居住于被排斥社区中的个人，无论他们的个人特征如何，都会遭受“地方歧视”。斯尼兹和罗森伯格对美国布鲁克林的红地角街区(贫民区)的研究发现，由于歧视以及缺乏联系，即便是当地的私人企业主也不会雇佣这个街区的居民。社会分割或社会网络分割带来的社会网络结构单一化的趋势或社会孤立，进一步导致社会资本的弱化或销蚀，加剧贫穷现象。
问题是，处于封闭及同质的网络中是否会出现一种“内化”或“退隐”现象，即从家庭或自己的群体中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本?以往研究中存在的误区就是：这种低下层群体会集中在自己的社区内，在日常生活中建立的以家庭、邻里、街坊、工友、或小老板组成的地域性生活网络，为自己提供着社会资本(如介绍工作、交换劳动市场的信息)，令自身避免下滑至劳动市场的底层，很显然，现实证明这个观点是错误的。贫穷人士被迫生活于孤立之中，穷人为了尝试掩盖本身的不幸，对于那些可能接近他们的人保持较疏远的关系，窘迫的生活状况往往会让他们认为自己并不属于任何群体。实践证明很多底层群体对于直接家人之外的亲属都会保持疏远的关系，而职业生涯愈不稳定，愈会导致缺乏信任和安全感，加上经济上的贫穷，社区居民普遍缺乏建立互惠关系的意愿。这些还往往会带来更多的家庭破裂和婚姻危机，在贫穷的社区，稳定的家庭关系可能就根本不存在，在这样的社区中期望通过促进社区居民的互动以增加社会资本面临巨大困难，这种基于地域性生活网络所依靠的社会资本，只会变成空中楼阁，日趋弱化。
还有一个被人们所忽视的问题是：在底层社区，一方面是由于长贫难顾，亲友只能提供短期的经济援助，而未能长期提供援助；另一方面亦由于贫穷人士的亲友很多时本身亦面对经济困难而自顾不暇。所以，贫穷人士在经济出现困难时，可以予以协助的亲友数目不多，这显示贫穷人士的家庭及亲友作为经济支持及危机缓冲的功能比非贫穷人士为低；贫穷人士主要依靠亲友网络的非正规途径来寻找工作，而并非依靠劳工处、职业介绍所等正规组织来寻找工作，失去了源于社会正式组织所提供的信任、规范和网络，这不仅会加剧贫穷人士的社会资本的减少，更会带来他们新的贫穷。
此外，政府新市镇的城市规划政策及市区重建以及城市的大规模的拆迁，不仅阻滞了底层群体的社会资本重建，而且更为严重的是破坏了原有的社会资本，创造了新的贫穷。城市大规模的拆迁、新市镇的城市规划及市区重建也是一个社会空问极化与空间隔离的再生产过程。空间的再开发和重组的逻辑是：为了城市规划或重建，把居住在老城区、城市边缘区的低收入者赶出他们长期共同生活的家门，却没有在别的地方得到像样的住房，被拆迁人口在拆迁过程中，被破坏的不仅仅是具有连续性的归依情感，而且破坏了他们建立在亲缘、地缘基础上的传统赖以生存的社会网络，破坏了他们“长期共同生活”积淀下来的结构，破坏了原有社区的那种相互信任、守望相助、热心奉献、休戚与共的关系，依存的历史根基被破坏，产生归属感的原生形态的情感被扭曲，集体记忆的城市被消解，带来了的是一个区隔化和“偶然聚集”的群体或社会空间。一个紧密的共同体是不会欢迎匆匆过客的，不断“漂泊”或迁移，“偶然聚集”的群体将缺乏内聚力，缺乏信任和安全感，在一个频繁迁移的邻居间也会彼此缺乏信任感，居住地在短期内难以维持一个群体在自愿基础上的某种有凝聚力的文化，难以重新获得认同感、归属感、凝聚力。原生形态的情感被扭曲、分割与重新发展，并根据文化、城市的空间区隔阂和孤立及城市化的新逻辑，被区别性地给以污名或加以奖赏，而这只能从模糊的认同中拼凑出象征的集合。
现代城市化过程在创造城市繁荣的同时，也加剧了一部分人的社会资本的弱化和贫穷，使得城市贫困人口不仅陷入了经济的贫困，而且也使他们在情感方面也陷入危机，那种受到对地方狭隘的科学理解鼓励的规划形式也许会促进城市大多数居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可是却产生了空间隔离区的非人格化的景观。
三、现代社区建设与营造：基于社会资本的视角
可以说，社区发展困境就是社区居民社会资本的弱化和新的贫穷的出现。因此，将增加社会资本作为社区发展和社区脱贫的手段将是一种解决社区发展困境的新的途径，同样将为陷入困境的社区脱贫项目重新找到了一个振奋人心的发展方向。社会资本可以为社区中的个人提供各种物
质支持，可以提供人们所需要的精神或情感支持，能够使人们的道德观、价值观内在化，规范人们的行为；同时，对个人职业地位的获得、职业声望和收入水平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社区建设的关键在于重建或建立社区中的社会资本，在于帮助基于地域上的贫穷及被社会排斥人士建立一个信任、互惠和合作的社会关系网络。可以说，社会资本与社区总体营造是相辅相成的，是不可分割的；社会资本是检视和决定社区发展的关键，是社区发展和总体营造的成功之要素。我们有必要从社会资本角度，来探讨现代社区的总体营造，解决我国社区建设中的发展困境，实现社会的重建和社会的发展。
首先，我们必须形成一个理念，即建造社会资本是解决社区发展困境或贫穷问题的主要策略。在我国，由于政府、社会以及学术界对于社会资本的理念、量度及如何建造仍不清晰，加上我国对社会资本的本土研究及讨论仍处于起步的阶段，政府仍未能把建造社会资本看作是直接解决社区发展困境和贫穷问题的主要策略和关键。事实上，社区建设的根本并不能单靠对社区的经济援助、政府授权、社区自治所能够完成的，反而是要协助贫穷人士及社区居民建造社会资本，才能根治贫穷问题。因为，贫穷人士所面对的不单是经济匮乏问题，而是社会资本贫乏所造成的影响。所以对抗贫穷的政策应针对贫穷人士社会资本的贫乏，避免由于贫穷人士社会资本的贫乏与贫穷状况的持续互为影响，构成恶性循环。如何避免贫穷、失业及就业不稳定劳工的社会资本进一步消失，甚至重新发展及建设这些贫乏人士的社会资本，改善其“社会资本的贫乏”，成为协助这些人士突破贫穷困境的重要策略，亦是更积极主动脱贫政策的方向。
其次，社区社会资本的建设需要国家、社区、市民、社会工作者以及社会组织等不同的主体拥有对于如何建造及增加社区居民的社会资本的丰富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操练。社会工作可以透过小组及社区工作去拓展社区居民的自助及互助网络，重视如何建立及发展正规及非正规支持网络，来达到“社区照顾”的目标。如何扩大贫乏人士的社会网络、加强人际关系的信任，连结不同性质的网络，社会工作者应整理及发展本身的经验，以便在建造社会资本以解决贫穷或社区发展困境问题上，作出更多理论和实践上的研究。作为学者，应采用“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的概念去分析各地的贫穷状况，并以社会资本为工具检视消除贫穷的政策是否有效，并通过大量的社区个案，探讨社区的不同发展模式。社会资本的主要支柱，是社会内各阶层及级别，以及市民之间互相信任、守望相助的关系，因此，作为市民或社区居民，无私的贡献，对社会事务的关注，以及社会人士间建立的合作信任关系，才是建立社会资本的关键。通过关怀身边的家人、同学、老师及邻里，增强人际关系和信任，关注及参与社会事务，培养对社会及家庭的责任感等等，去建立社会资本。作为政府，与其一开始盲目花大笔的钱办活动，取得行政纪录，不如归根源头，先培养社区的社会资本，激发民众的热情与共同体的意识，进而解决在地的问题，找出社区发展的方式，由下而上才是真正的营造社区的根本之道。政府不但应致力通过推动专责措施，来推动社会资本的发展，亦应尽量与其它的政策范畴做出配合，创造空间，以促进及协助社会资本的发展。社区资本的建设同样需要以社会资本的视角出发成立相关组织，解决具体问题同时又累积社会资本，如以自发性组织凝聚社区信任、形塑社区规范、促进社区认同、建构社区网络，重构社会资本。
社区社会资本的建设，其根本目的在于社区经济发展，在于解决贫穷，这就要求将社区发展和经济发展联系起来，真正实现社会资本的活化和运用。透过创造社区、更新制度(包括市场、政策)，让社区居民更有力量，改善生计，增加居民选择。用理论术语来说，就是将社区内的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联系起来。简单来说，社会资本培育的最终目的在于通过一个整合的社区关系网络，通过人际关系的平等联系、资源互享互换、信息交流和互助等，发展社区经济。发展社区社会资本是发展社会经济的前提和基础，发展社区经济是发展社区社会资本的目的和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