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樊粹庭是豫剧现代化进程的奠基者和开路先锋，是名副其实的“现代豫剧之父”。他一生创作改编剧本70余部，在创作和舞台实践中形成了一套相对完善的剧本创作方法。樊粹庭的剧本创作以舞台演出为基本出发点，注重剧本舞台性与文学性的紧密结合，在题材处理上善于使用夸张的方法，注重题材传奇性与平民性的结合，基本以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为依循；在形象塑造上长于通过细腻复杂的心理描写，塑造出一个个与时代、环境、人物地位相吻合的动态人物形象；他的剧本语言通俗晓畅，有明确的舞台指向性，朴实生动，意蕴丰赡；在情节安排上，他的剧本主线清晰、情节紧凑、冷热相济，整体节奏张弛有度，显现出非凡的功力。
关键词：樊粹庭；剧本创作；舞台性；传奇性；平民性；冷热相济
樊粹庭（1905～1966），原名樊郁，河南遂平人，1929年毕业于河南大学文学教育系。1934年冲破重重阻力，创办“豫声戏剧学社”和“豫声剧院”，从剧场、舞台、器乐、唱腔、表演、服饰到剧院管理等实施全方位的革新。并于1935到1936两年间，自编自导了7部大戏，结束了河南梆子向无剧本的历史，从根本上改变了旧梆戏粗俗浅陋的面貌，使其步入主流文化的殿堂，完成了从庙会高台向都市剧场的跨越。1937年“七七事变”后，“豫声剧院”更名为“狮吼剧团”，辗转各地，编演爱国剧目，为抗日救亡募集资金。1942年，在流寓西安的豫籍难童中招收学员，创办“狮吼儿童剧团”，编写新剧，训练演员，推动了豫剧在西北乃至全国各地的传播。
樊粹庭自觉以“重大担负者”自任，坚守“戒绝旧剧恶习，充实自己德能，规正社会人心”的艺术宗旨，毫不懈怠地下“埋头工夫”，创作改编了70余部剧本，执导上演了数百部传统与现代豫剧，是豫剧产生三百年来第一位也是迄今为止最优秀的剧作家和导演，堪称豫剧现代化进程的奠基者和开路先锋、名副其实的“现代豫剧之父”。在他的引导和带动下，豫剧薪火相传、与时俱进，发展成受众最多、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地方剧种。前不久，河南大学河南地方戏研究所组织编纂的大型综合性戏剧文献《樊粹庭文集》由河南大学出版社付梓出版，引起了戏曲界学人的普遍关注，研究樊粹庭先生的编剧理念、美学思想、创作方法正在成为河南乃至海内外戏曲界一个新的学术生长点。本文试图以“樊戏”的经典文本为依据，通过对樊粹庭在剧本创作过程中所采用的创作方法的分析归纳，透视其创作思想和编剧理念。
作为剧本，剧场性和文学性并存的双重性使我们在讨论其创作方法时必须兼顾二者。所以，在剧本创作时，樊粹庭不但需要顾及剧本的舞台性，确保它是确确实实的场上之曲，还需要顾及剧本的文学特性，使剧本不至于成为类似于传统剧目“口传心授”的演出本，弄得与他振兴豫剧的目的相去甚远。“舞台演出”是樊粹庭剧本创作的基本出发点，他的剧作不是置之于案头，而是实实在在的场上之曲。所以，他在剧本创作过程中有鲜明的剧场观念，每一步编排都会以剧场效果为主要出发点。而发掘作为场上之曲的“樊戏”在剧本创作过程中的文学思想，并不是无稽之谈。我们在阅读他的大部分剧本时，可以不去想象剧作在舞台上的演出形态，只为欣赏剧作本身，尤其是在我们很少能够看到樊粹庭剧作在舞台上演出的今天，他的剧本的文学性是其依然具有流传价值的源泉。
一、题材处理的舞台指向
李渔在其剧本创作理论中，绕过以往“音律第一”或“词采第一”的争论，把戏剧结构放在第一位，认为作剧者首先要完成剧本的整体构思，“袖手于前，始能疾书于后，有奇事方有奇文”{1}，只有好的故事才能有好的传奇作品，获得好的演出效果。虽然在今天看来，李渔的“有奇事方有奇文”之说略显夸大，但强调剧本创作时题材选择的重要性，大抵不差。樊粹庭对李渔素来服膺，他以舞台演出为中心的创作目的、注重题材选择的传奇性等创作观念，都与李渔有相通之处。但是，樊粹庭不是李渔戏曲理论的机械践行者，他的剧本创作思想是在实践过程中形成的，是其自身创作经验的凝聚与升华。
樊粹庭十分重视剧本题材的选择，“剧本的好坏与取材有着极大关系。这是和主题思想有关的”。{2}题材的选择关系到剧作的主题思想，剧作的思想倾向直接决定着一部作品的品格，如李渔所言：“未有命题不佳，而能出其锦心，扬为绣口者也。”③可以毫不客气地说，剧本的题材对剧本水平有直接的决定作用。樊粹庭在创作剧本时，题材处理有非常鲜明的特点：围绕着舞台演出这一基本出发点，选择观众喜闻乐见的故事，注重题材传奇性和平民性相结合，经常使用“夸张”这种艺术方法来处理题材。具体而言，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以舞台表演为中心的剧本创作目的要求剧本题材新颖独特，具有较强的传奇性和故事性。20世纪20～30年代，开封的戏剧演出活动极其昌盛。如在1934年河南省教育厅戏曲编审委员会公布的准演及禁演剧目中，罗列出准演的京剧345出，禁演京剧29出；准演梆剧142出，禁演梆剧32出；准演鼓词65出，禁演鼓词20出，总数达600出以上。除去重复剧目，其数量也有四五百之巨，这些剧作的内容几乎覆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再加上开封戏曲观众的欣赏水平普遍较高，略有不满便群起退票，如1917年丰乐园编演的新剧《穷花富叶》有色情倾向，经过报刊的宣传和观众的自觉抵制，其主演竟然在开封无法立足。在这种演剧环境中，新编剧作若想征服观众，在各方面都需独具匠心。在内容上，需要新颖独特的故事使整日浸润在“旧剧”中的观众耳目一新。樊粹庭编写的第一个豫剧剧本《凌云志》选自《聊斋志异》中的《姊妹易嫁》，如果摒去小说原有的因果迷信的外壳，它是一个情节非常简单的故事。但是这个故事具有很强的传奇性，姐姐嫌贫爱富却终遭流落，妹妹温厚贤淑代姊出嫁却得天成佳偶。情节流畅不蔓不枝，以“妹代姐嫁”为全剧核心，阴差阳错的选择却造成人生际遇的天壤之别。这个故事虽然排场略熟，但是与豫剧传统剧目相比，没有书生小姐才子佳人的外壳，相对比较独特，很容易博得观众的青睐。
樊粹庭从不在剧中进行单纯的概念宣讲，观点全部通过剧情来传达，这就要求他在题材处理时，需更加注重剧作的故事性和传奇性，通过生动形象的故事讲述来传达自己的思想。“故事性、传奇性是‘樊戏’的核心载体。戏的思想性、艺术性、戏剧性、情理义的揭示，技艺的展现等等，都是在传奇性、故事性中产生的。即使是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也要故事化、传奇化”。{4}如连台本戏《无敌楼》以明孝宗朱佑樘为主角，历史上的朱佑樘本身就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皇帝，《明史》称其“恭俭有制，勤政爱民”。他出生在万贵妃统治的后宫中，靠宫女太监相互遮掩抚养，六岁才见到父亲；之后又在太后的庇护下生活到万贵妃去世。最为人称奇的便是他的婚姻，朱佑樘一生只有一位皇后，没有册立嫔妃，他和皇后张氏过着如同民间伉俪一般的生活。樊粹庭将这样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作为自己故事的主角，显然是出于对题材故事性的考虑。在此基础上，他虚构了太子朱佑樘被万贵妃陷害流落江湖、结识了一大帮民间侠义尚武的奇人，并与民间女子结为夫妇，最后重回朝廷继承大统的情节。故事充满了神话般的想象，出场人物众多，再配以“狮吼儿童剧团”精彩的武打功底，在当时受到了广泛的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