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塔玛·塔布尔拉比身材纤瘦，戴着眼镜，神情友善，很难想象他是个身处权力前沿的人。但是，他的同事、以色列首席犹太法学博士的发言人齐夫·茂尔断言，作为主管个人身份和改宗事宜的部门负责人，塔布尔拉比在保护国家方面所起的作用，跟防空力量一样重要。在他位于耶路撒冷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份来自芬兰的拉比的证词，还有一份来自德国的克图巴（ketubah，结婚证明）。塔布尔拉比的职责就是确定这类文件所属的主体是否是犹太人。
谁是犹太人？这个问题对全世界范围内的犹太人来说，正变得日益急迫。这看上去像是个宗教话题，但同样与历史问题、以色列政治和流散的潮汐息息相关。提出这个问题就意味着需要做出判断：同化到底是像很多犹太人认为的那样构成了致命的威胁，抑或仅仅是一个需要作出调整和适应的现象。围绕着答案展开的争论将影响到以色列的社会生活，以色列与身处该国之外的犹太人的关系，以及全球犹太社群的规模与面貌。
对塔布尔拉比这样的正统派犹太人而言，解决办法既简单又古老：如果你母亲是犹太人，那么你就是犹太人，或者，如果你按照哈拉查（Halacha，犹太宗教法规）的仪式改宗犹太教，那么你也就成了一个犹太人。或许会令异教徒感到吃惊的是，这种传统规定完全不涉及信仰和行为举止。犹太人可以既是无神论者（很多都是：背弃宗教信仰在犹太人里是一个备受尊敬的传统），同时又保持其犹太人身份。乔尔·罗斯是位于纽约的犹太神学院的一位保守派拉比，他把这种先天论的标准与美国国籍相类比：无论美国人对民主或宪法持何种态度，都不会影响到他们的国民身份。有些严格的拉比甚至认为，如果有一个孩子是通过捐献的卵子孕育而来，即便其母亲是一名虔诚的犹太人，那他（或她）本人也不能算是犹太人。
一些犹太宗教领袖在私底下都会承认，这一规定有着令人不安的种族主义底色。对此他们回应称，这不会对他人造成伤害。或许如此，然而这在世俗世界中毕竟会让人有点尴尬。比如，几年前，英国强制要求那些由国家出资的犹太学校改换招生代码，因为他们被裁定违反了种族关系法案。此外，哈拉卡（Halakha）的规定也日益对犹太人本身构成困扰。
在很多以色列人看来，拉比们本身就是问题所在。在以色列建国之初，基于一项为了扩大新政权基础的妥协，世俗掌权者将婚姻和丧葬等事宜的裁断权交到了犹太教的法学博士们手中。由他们来决定谁有资格参与并主持这类仪式——同时未来的新郎新娘也必须出示证明他们犹太人身份的文件。提供必要的文件和证人这件事有可能会很别扭和令人难堪：人们讨厌对他们自己确信不疑的东西再提供额外的证明。移民的存在使得这个体系不仅让人厌恶，而且也难以为继。
例如，在1980-1990年代冒着生命和失去亲人的危险从埃塞俄比亚移民到以色列的犹太人，其教义和血统是否属于合格的犹太人，就遭遇到持续的质疑。“我觉得我是自己希望成为的那种犹太人，”忒拜卡组织的范塔胡·亚瑟法-达维特抗议称，这个组织代表着人数多达13万的埃塞俄比亚犹太移民。“我不需要任何人告诉我怎样才算是犹太人。”来自西方的移民同样会经常遭到质疑。在犹太法学博士们看来，有些美国拉比过于随意，从而缺乏为自己的信徒提供证明的资格，因此常常会拒绝后者的证词；很多来自海外的改宗者同样被视为缺乏足够的证据表明自己的犹太身份。很多以色列人担心，这样的歧视或许会影响到流散者为以色列国家提供的政治和资金支持。
以色列的定时炸弹
最大的问题来自20世纪历史中发生的两起重大断裂事件所造成的冲击性后果：大屠杀和苏联的崩溃。根据以色列的回归法，任何人（抑或是配偶中的任意一方）只要祖父母中至少有一方是犹太人，就可以申请获得公民权——这一原则特意以纳粹党1935年颁布、意在对犹太人实施迫害的纽伦堡法案为模本。回归法同样也认可那些会被犹太法学博士们拒绝的改宗者。过去20年来的俄罗斯移民浪潮也就意味着，这两种原则之间的分歧变得越来越不容忽视。
数十万来自前苏联的犹太人有足够的资格入籍以色列，但对拉比们而言，他们的犹太身份仍嫌不够纯正。很多人被哈拉卡规定的改宗程序所需的时长和知识水平限制所拖延（这一程序很少真正起作用，因为一旦违反守安息日的准则或其他宗教戒律，已经完成的改宗常常会被宣布无效）。由于以色列不向他们提供婚姻仪式的服务，这些以色列人及其配偶会到国外去结婚（另有一些伴侣因为不愿意去犹太教堂，也会这样做）。以色列的人口开始划分为三个部分：哈拉卡派犹太人、阿拉伯人和“其他”。供职于智囊机构以色列民主学院的法学家耶迪迪亚·斯特恩称，这样一种三元分化，“是一枚定时炸弹”。
一些以色列人希望通过简化改宗程序来收纳移民。开明派人士，比如露丝·卡尔德隆，国会中立派“拥有未来”（Yesh Atid）党的成员，对此做出的回应是，尽可能将教会和政府分离开来。她的第一步举措是联合其他人提出一项议案，用市民联会替代宗教组织来办理结婚手续。卡尔德隆小姐拥有塔木德（犹太人的经典文献）专业的博士学位，她希望能将犹太身份的审核权从拉比们那里争取回来。她说，面对以色列派系林立的议会，跟她持同一立场的政治家们已经不再愿意为了选票的考量而把发言的权利让渡给那些右翼选民。
以色列人的长远选择变得非此即彼：或则选择另外一种定义犹太身份的方式，或则选择另外一种犹太人的国家——从而可以跨种族通婚，这一点迄今仍被以色列人视作流散者的悲哀，由此一来，却会变成以色列人自身未曾预料到的独特困扰。
渐趋归化的流散者
对流散者来说，历史同样重构了“谁是犹太人”这个问题。在大部分东欧犹太人那里，整体主义的束缚已经让宗教信仰变得危险，宗教仪式则遭到摧毁。连割礼都很少获得鼓励。在欧洲社会主义体系瓦解之际，很多犹太人的传统已遗丧殆尽。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仍将自己视为犹太人。
在西方世界，自由也一样在历史与哈拉卡之间造成了鸿沟。皮尤研究中心（The Pew Research Centre）最近对美国犹太人做了一项调查，后者占据全球犹太人总数的一半。调查结果表明，信仰并不是决定犹太人身份的最重要因素：22%的美国犹太人认为自己是没有宗教信仰的（要是把“犹太人”换成“基督徒”的话，这些数据将会失去意义）。即便对那些声称有宗教信仰的人而言，其中有2/3都不觉得需要信仰上帝才算数。令所有人都感到吃惊的是，该调查同时也发现，跨种族婚姻已经呈飞速增长之势，而且如今在年轻人中间占据主导地位。除了正统派（大约占据美国犹太人人口的1/10）之外，剩下的犹太人中，有72%都选择了族外通婚。
因此，难怪有些美国的拉比要开始重新考虑自身的定义了。自1983年的改革运动以来，父系有犹太血统的孩子们的犹太身份已经获得了认可——但对除此之外的进步运动而言，仅有血缘因素还不够充分。“犹太身份不应该仅仅取决于偶然（出身），”犹太教改革联会（Union for Reform Judaism）的主席里克·雅各布斯（Rick Jacobs）说。在一些人看来，附带的因素应该是信仰。反讽的是，正统派对于犹太身份的认定无视信仰，而更加自由开明的派别却更加看重这一点。对另外一些人来说，犹太身份要比信仰和血统都更加宽泛。
安迪·巴赫曼来自贝思·埃罗欣教堂。这是一家位于纽约布鲁克林的教堂，致力于不同教派的融合。他认为，“仅仅依据信仰来建构一种排他性的犹太人定义，这本身就是非犹太的”——这种努力本身就意味着将犹太人纳入一种可以被识别的异教徒类型之中。他认为，只要忠于犹太人的历史或文化就足以表明其犹太人身份。基于这样一种豁免，异教徒配偶和改宗者都会被接纳。《圣经》中的路德就是通过婚姻获得了犹太教信仰和犹太人身份，这正是一个令人心悦诚服的例证。
跨种族通婚在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和英国犹太人生活中的增长也是一个屡见不鲜的事实，这四个地方容纳着世界犹太人口的另外一大部分。历史上看，英国的犹太社群比美国规模更小、更不活跃，也更加守旧；自1950年代以来，由于老龄化和同化等因素，他们已经日趋收缩。但是他们的心态正在发生改变。以JW3为例，这是一个位于伦敦北部的新潮社区。就其作为一个英国的犹太机构而言，借用该机构的领袖雷蒙德·西蒙森的话说，该社区的建筑“显眼，自信而充满活力”，“犹太”字样通常会被标注在建筑物正面显眼的位置。
西蒙森先生回避教义方面的争端。在他看来，JW3的目标就在于，让访问者感到自己可以成为自己想成为的那种犹太人，而不用考虑自己的出身：“我们不会要求你拉开拉链或是出示你母亲的结婚证明。”该社区的成人教育课程之一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与异教徒通婚的配偶设计的，名为“偶发性犹太人”。课程主要内容是厨艺和艺术。“我的意思不是说，你光是听听艾米·怀恩豪斯或是尼尔·戴尔蒙德就能维持完整的犹太身份。”西蒙森先生说，但是，对于犹太身份而言，除了塔木德、以色列和犹太人的历史之外，总还是会有另外的“接入点”。
两种未来，更多的问题
尽管革新派和死硬派相互对立，他们却分享着共同的基本目标：确保犹太身份的延续性。身为犹太法学博士的茂尔先生说：“我们的职责就是反对同化，这是2000年来不断威胁着犹太教的敌人。”对自由开明人士而言，离散人群的归化已令这些古老的戒律变得过时。而在那些恪守哈拉卡的人看来，这恰恰表明自由派的立场已经宣告失败。
这两种态度指向的是差异悬殊的未来。就正统派而言，他们具有强大的维持力和非常高的出生率，他们将在犹太人口中占据优势份额（在英国，超正统派占据了犹太人出生率的40%）。他们会逐渐同那些不大严格遵守教规的群体分离开来，后者则渐趋消隐，亦即其总体人数将保持不变或逐渐减少。以色列和离散犹太人之间的联系会变弱。就另一方面来看，犹太人正在趋向多元并实现相互包容，为那些对自己的犹太身份犹豫不定的人提供空间，身份的不确定正是当今的普遍现象。
由此，紧随着“谁是犹太人”出现的，是另外一个同样紧迫的问题：未来还会留下多少犹太人？以及第三个问题：何谓犹太人？在一些人看来，犹太人是忠于某种古老信仰并且具有某种古怪的生物特征的人。对另一些人而言，辨认犹太人的标准不那么正式：他们是一种分散的文明形态的成员，他们恪守某种种族传统或是生性多疑；他们分享受迫害的经历和悲剧性的世界观（以及与此相对应的幽默感）；他们对食物和文化具有特定的口味。
在以色列前部长尤希·贝林看来，犹太人是一个大家庭。他理想中的身份问题既不取决于血统也不取决于信仰，而取决于归属感。“这是个悲惨的笑话，”他说，“我们会说，在大屠杀之后觉得自己是犹太人的非犹太人就是犹太人。”他认为自己的家庭应该提供一种完全世俗化的改宗仪式（“我不想冒犯上帝，她还有很多事要忙”）。很多犹太人并不信上帝，他把他的想法推进一步，因此又有什么必要去改宗呢？贝林先生是个异数，但或许不会永远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