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笔者去了诸城调研，重点是了解诸城国有企业改制前后的变化，调研中，感触最深的有以下几点：
一、诸城国有企业改制前后的鲜明对照，改制前积重难返，改制后成效显著
为什么要去诸城调研？因为上世纪90年代诸城国有企业改革风风雨雨，姓“资”姓“社”争论不休。时任山东省委书记赵志浩、省长李春亭请我去给省领导和厅局级干部讲讲国有企业改革。会上，有人提出，诸城国企改革议论纷纷，你认为诸城的改革是姓“资”还是姓“社”？我在回答时说，判断的标准，只能按小平同志说的是否符合“三个有利于”。一个对300个诸城青年职工的问卷调查，问卷的题目是：“假如有人偷公家的东西，你怎么办？”答案有三个选择：（1）与小偷作斗争；（2）装作看不见的；（3）你偷我也偷。问卷回收的结果：选择与小偷作斗争的只有14人；选择装作看不见的220人；选择你偷我也偷的66人。这说明，这种企业财产的组织形式，职工并不关心，所以有人说：“国外有一个加拿大，中国有个大家拿。”当时，对企业亏损并不在乎，“亏损好，亏损好，评比检查不来了，工资奖金少不了”。改革就是要改变这种状况。
上世纪90年代初诸城的国有企业亏损面大，债务负担重，难以为继。1992年上半年，市属150家独立核算的企业中，有103家企业亏损。时任市委书记陈光下决心改革，采取改制出售的办法，以摆脱困境。但当时有人起来反对，认为这是国有资产流失，给陈光扣上“陈卖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姓“资”姓“社”的争论惊动了朱镕基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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