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受了人才学的启发/
经常有人问我：你从事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最初是否受了西方人文地理学的影响？我说不是。
我从事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最初是受了人才学的启发。那是在1985年6月，我完成了湖北大学古代文学专业唐宋文学方向的硕士学位论文答辩，正待分配工作。由于比较清闲，我就去图书馆找一些闲书来看。我发现了一本江苏科技出版社出版的《人才學文集》，其中有一篇是雷祯孝写的《人才学概论》，他在这篇文章里提出一个重要观点，即“自己设计自己”。这个观点令我感到震撼。因为在那个计划经济年代讲“自己设计自己”，就意味着可以自己设计自己的人生道路，不必等待组织来安排；也可以自己设计自己的学术道路，不必沿着导师的路子走。我想我在本科读了四年文学，接着又在研究生阶段读了三年唐宋文学，究竟是为了什么呢？过去似乎并没有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现在读了雷祯孝的文章，可以说是得到一声棒喝。我想我得对今后的学术道路有一个自己的设计，做一点自己想做而前人又没有做过的事情。
当年9月，我主动要求去恢复不久的中南民族学院中文系任教。也是在这个时候，雷祯孝也从北京的一家杂志社到了武汉大学，担任该校高等教育研究所的人才学研究室主任。于是我就写信同他联系。雷祯孝约我在武昌卓刀泉一个叫四眼井的村庄见面，他就租住在那个村庄的一栋二层小楼里。他对我讲了很多观点，其中有一个观点可以说是影响了我30多年。这就是：“不要总是讲孔夫子怎么说，黑格尔怎么说，关键要看你自己怎么说。”他的这个观点，用中国古人的话来讲，就是不要满足于“我注六经”，而要做到“六经注我”。也就是说，要善于利用古今中外的知识成果，在学术上有新的建树。
我对雷祯孝说，我对人才学也很感兴趣。由于我是学文学出身的，我是否可以利用我所掌握的文学方面的知识和材料来从事文学人才的研究？我所说的文学人才，一是指文学家，二是指文学家在文学作品中所描写的人才。我说我是否可以通过研究文学人才的成败得失来总结人才成长的一般规律？雷祯孝表示赞同。于是我就开始了一段时间的人才学研究，并在大学里开设了“人才学”这门选修课。1986年6月，我协助雷祯孝在武汉大学召开了“中国首届人才学研讨会”。同年9月，我又和他联名在《湖北青年》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人才的道德评价环境》。
1987年，武汉有一家杂志向我约稿，嘱我写一组文学人才方面的文章。我一连写了七篇，包括《中国古代文学家的地理分布》《中国古代文学家的家族遗传》《中国古代的文学社团》《中国古代的文学沙龙》《文学追求的内驱力》《文学家的狂狷性格》《文学家与山水旅游》等，但是等我把这几篇文章交给这家杂志时，他们又说我把文章写成了学术性的文章，而他们要的是随笔。于是这一组文章就只能搁在抽屉里了。两年以后，武汉市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一个内部刊物《社科信息》向我约稿，我就把《中国古代文学家的地理分布》这篇文章交给他们，因此这篇文章在冷藏了两年之后，才得以在《社科信息》1989年第12期上发表。由于《社科信息》只是个内部刊物，我就没怎么把这篇文章当回事，发过就算了，不再去想它。没想到4个月后，这篇文章被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0年第4期全文转载，反响还不错。学术界几位朋友看到这篇文章之后，给了我很大的鼓励，他们认为这个选题很新颖，很有价值，建议我就这个问题做更深入、更系统的研究。于是在1990年6月，我就以“中国历代文学家的地理分布”为题，申报了一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年底获得批准。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暂时告别了词学和人才学，正式走上了文学地理学研究之路。
后来有人问我研究文学地理学是从哪个时候开始的，我想应该是1987年。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还没有接触到西方人文地理学，更谈不上受它的影响。
/“咱俩想到一块去了”/
1990年9月至1991年6月，我作为改革开放以后的首批国内访问学者，在北京大学中文系研修了一年。到校第二天，我去拜访著名学者陈贻焮先生。陈先生问我来北大准备做什么课题，我说想做“中国历代文学家的地理分布”。陈先生说：“这个选题很好，很有分量。学问本是小道，如果选题再小，那就是小道的小道了。”陈先生这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他这话，与吴组缃先生讲的完全不一样。1983年暑期，我的导师曾昭岷先生带我们几个研究生进京访学，先后拜访了夏承焘、曾彥修、吴组缃等几位前辈。吴先生对我们说：“学术选题不要怕小，在生物界，还有人研究苍蝇呢。”
1990年9月28日傍晚，我去拜访另一位著名学者袁行霈先生。袁先生也问我来北大准备做什么课题，我说想做“中国历代文学家的地理分布”。袁先生说：“这是一个很诱人的题目，很有价值，但是非常复杂。”我那时年轻，未免血气方刚。我说：“复杂我倒不怕，只要有价值就行。”袁先生笑了。接着他又问我，有没有发表过这一方面的论文？我说有一篇不成熟的文章，叫《中国古代文学家的地理分布》，最初发表在武汉的《社科信息》上，后来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过。袁先生又问：发表在哪一年？哪一期？我说是1989年，第12期。袁先生笑着说：“咱俩想到一块去了。”接着他就从书房里拿出一本书来给我看。这就是他刚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概论》。袁先生这本书，原是他在日本爱知大学讲学时的讲义，1987年10月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但是在大陆不易见到。也就是在那个傍晚，在袁先生的客厅里，我拜读了这本书的第三章：中国文学的地域性与文学家的地理分布。
正是在陈贻焮先生和袁行霈先生的热情鼓励之下，我才开始一门心思地从事中国历代文学家的地理分布研究。一方面大量收集中国古代文学家的传记资料，一方面研读梁启超、丁文江、谭其骧等人的历史地理学论著。与此同时，我还经常去地理系听侯仁之等先生的课。也正是在北大研修期间，我开始接触西方人文地理学。
1993年6月，“中国历代文学家的地理分布”这个项目完成结项；1995年10月，这项成果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书名为《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这本书把自先秦至民国的6388位有籍贯可考的、在历史上比较有影响的文学家的地理分布，分时段、分区域、分家族做了一个全面的统计和考察，归纳了他们的分布特点，探讨了他们的分布成因，总结了他们的分布规律。这本书出版之后，被学术界称为“我国第一部文学地理学研究方面的专著”。
/气候如何影响文学？/？
我研究文学家的地理分布，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就是考察地理环境对文学的影响。地理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自然环境又包括地貌、水文、气候、生物、自然灾害等要素，人文环境又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教育、宗教、风俗、语言等要素。人文环境与自然环境的各个要素，都能对文学构成影响。但是长期以来，许多學者讲地理环境，往往对人文环境关注较多，对自然环境关注较少。拙著《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也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在考察文学家的分布成因时，把主要的篇幅放在了对人文环境的考察上，对自然环境只是略有涉及。这种重人文而轻自然的倾向必须改变。
2007年11月的一天，从事文学理论研究的罗宏教授和我谈起文学地理学。他说：“文学地理学可以对文学理论形成倒逼之势，因为文学理论并不涉及文学地理。”他问我：“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我回答说：“是文学与地理环境的关系。”他又问：“地理环境包括很多要素，哪一个要素对文学的影响最重要？”我说是气候。他追问：“你能确定吗？”我说：“基本上可以确定。”
其实在回答他的这个问题时，我还只是凭一种感觉，我之前并没有对文学与气候的关系做过专门的研究。自从这次谈话之后，我就开始着手研究这个问题了。当年12月，我又申报了一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文学与气候之关系研究”，第二年6月获得批准。这是我拿到的第二个文学地理类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从2008年开始，我又花了三年的时间，集中研究文学与气候的关系。
我通过阅读发现，早在19世纪，法国著名文学批评家斯达尔夫人就在《论文学》一书里提到气候影响文学的问题。斯达尔夫人之后，法国另一位著名批评家丹纳在他的《艺术哲学》一书里也提到了这个问题。但是他们都没有就这个问题进行专门的研究。例如：气候影响文学的途径是什么？气候影响文学的主要表现是什么？他们都没有解答。我认为，如果这两个具体问题得不到解答，那么气候影响文学的问题就只能是一个或然性的问题；如果解答了这两个具体问题，气候影响文学的问题才是一个必然性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学术命题。我以为，要解答这两个具体问题，必须借助气候学和物候学的知识，必须借助中国智慧。我通过大量阅读气候学、物候学与中国古代文论方面的著作，通过深入的实证研究，终于找到了答案。
我认为，气候是不能直接影响文学的，它必须以物候为中介；物候也不能直接影响文学，它必须以文学家的生命意识为中介。物候是随气候的变化而变化的。气候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它的周期性，一是它的地域性。气候的周期性，导致物候现象的发生；气候的地域性，导致不同的地区具有不同的物候现象。物候所反映的是季节的迟早和时序的更替，它的实质是个时间问题；文学家的生命意识，是文学家对自身生命和时间的一种自觉，它的实质也是个时间问题。正是“时间”这个节点，把物候和文学家的生命意识联结起来了。
气候通过物候影响文学家的生命意识，文学家的生命意识影响文学家对生活与写作环境的选择，影响文学家的气质与风格，影响文学家的灵感触发机制，进而影响文学作品的主题、人物和内部景观等。由于文学家对生活与写作环境的选择、文学家的气质与风格、文学家的灵感触发机制，以及文学作品的主题、人物、内部景观等等，都是受文学家的生命意识所影响、所支配的，所以气候通过物候影响文学家的生命意识，完成了它对文学家进而对文学作品的影响。
我的结论是：气候的变化引起物候的变化，物候的变化触发文学家对时序的感觉（生命意识），文学家对时序的感觉（生命意识）被触发之后，才有文学作品的产生。由于找到了气候影响文学的途径，以及气候影响文学的几个主要方面，解答了斯达尔夫人和丹纳提出但并未加以解答的问题，所以我主持并独立完成的这个国家项目获得学术界的热情肯定和好评，著名学者朱寿桐教授指出：“曾大兴揭示的规律具有自身的理论内涵，他从一个完全不同的维度——空间维度揭示了生命意识对气候、物候感应的规律，他因此证实了甚至可以以自己的名字进行命名的那种文学的地域性定律。”2013年11月，“文学与气候之关系研究”这个项目结项时，被评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优秀项目”。
当然，气候影响文学，只是地理环境影响文学的一个方面。事实上，自然环境的其他因素也都能对文学构成影响，只是没有气候的影响这样重要而已。
回顾我考察气候对文学的影响这一问题的经历，我深切地感受到：朋友之间的讨论和质疑是非常重要的。我的同事罗宏教授并不研究文学地理学，但是他问我：“地理环境包括很多要素，哪一个要素对文学的影响最重要？”他这一问，引发了我对气候与文学的关系这个问题的深入思考和探索。这件事给了我重要启发。我后来主持召开中国文学地理学会的每一届年会，都要邀请不同专业的学者出席，也就是说，除了邀请文学学者，还要邀请其他学者，包括地理学、历史学、哲学、古典文献学、语言学、美学、艺术学方面的学者。我的理由是，虽然这些学者并不研究文学地理学，但是他们可以从自己的专业视角向文学地理学学者提问，甚至质疑。这些提问和质疑，都有助于我们反思，使我们对文学地理学的问题思考得更深入一些，更全面一些，也更周密一些。
/给学术界一个交代/
文学地理学究竟是什么？它是一种研究方法，还是一个学科？应该说，在文学地理学的定位问题上，学术界是有不同意见的。我的意见是：应把文学地理学作为一个学科来建设。2011年4月19日，《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文学版》发表了我的《建设与文学史双峰并峙的文学地理学》一文。在这篇文章里，我第一次从学科建设的角度，对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内容、任务和目标等问题，作了一个简要的说明。
有学者认为，似乎没有必要建一个文学地理学学科。例如，2014年7月，在兰州举行的中国文学地理学会第四届年会上，我在开幕式上有一个发言，题目是“丝绸之路上的文学景观”。有一位从事文学理论研究的学者就对我讲：“研究文学景观就很好嘛，很有意义嘛，为什么一定要建一个文学地理学学科呢？”
于是我就在当天下午的小组会议上回答他，为什么要建一个文学地理学学科。
第一，文学地理的研究，必须由一种方法上升到一个学科。如果从周朝人收集、整理和编定《诗三百》中的“国风”及《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所载吴公子札对“国风”的评价算起，文学地理的方法在中国，至少也有2500年的历史，可是文学地理的研究并没有达到成熟之境。原因之一，就是人们所使用的这个方法，其实是地理学或者人文地理学的方法，而不是真正的文学地理学的方法。也就是说，真正的文学地理学的方法并没有形成。学术史上的无数事实证明，一种研究方法的形成，有待于它所属的那个学科的建成。例如我们今天研究文学，通常要使用社会学的方法，或者美学的方法，或者心理学的方等等，试问这些方法背后，哪一个没有一个已经建成的学科在做支撑呢？没有社会学这个学科，就没有社会学的方法；没有美学这个学科，就没有美学的方法；没有心理学这个学科，就没有心理学的方法。现在有些学者经常讲文学地理学的方法，可是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在哪里呢？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果我们不把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建起来，真正的文学地理学的方法又从何谈起？
第二，从空间维度完善文学这个一级学科。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学科，都有时间和空间这两个维度，既有史，也有地理。例如历史学有通史、断代史、专门史，也有历史地理；语言学有语言学史，也有语言（方言）地理；军事学有军事史，也有军事地理；经济学有经济史，也有经济地理；植物学有植物史，也有植物地理。但是长期以来，在文学这个学科，就只有文学史，没有文学地理。从这个角度来讲，文学作为一个一级学科，乃是一个不完整的学科。而文学地理学这个学科的建立，就可以从空间这个维度来完善文学这个一级学科。
第三，中国学者应该在现代学科建设方面对世界有所贡献。20世纪以前，中国只有传统的学术，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学科。现代意义上的学科都是20世纪以来从西方引进的。例如在文学这个领域，文学史是从西方引进的，文学理论（文艺学）是从西方引进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是从西方引进的，民间文学、儿童文学等等，无一不是从西方引进的。我们没有，当然只有从西方引进。从西方引进学科，就要经历一个漫长的本土化的过程。有的学科例如文学理论（文艺学），直到今天也没有完成本土化的过程，以致学者们一谈到文学理论（文艺学），就“言必称希腊”。我认为，这种状况必须逐步改变。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大国，中国对世界文明的贡献是巨大的，为什么就不能在自己的本土建成一个学科呢？当然，西方也有文学地理学研究，但是西方的文学地理学研究基本上停留在地理批评即文本研究这一点上，文本研究虽然很重要，但也只是文学地理学的一部分，真正的文学地理学学科要比地理批评丰富得多，它不仅包含文本研究，更包含作家的地理分布研究、作品所产生的地理环境研究，作品的空间传播与接受研究、文学景观研究和文学区研究，还包含文学地理学研究方法、文学地理学批评、文学地理学学术史等，也就是说，它包含文学地理学本体论，也包含文学地理学方法论。换句话说，西方的文学地理学研究只是文学作品这一个点，而中国的文学地理学研究则是由环境、作家、作品、接受者、文学景观、文学区等组成的一条线。中国的文学地理学研究历史既悠久，研究成果也最为丰富，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又多，既然西方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文学地理学学科，中国为什么不可以建它一个呢？我们在中国本土把它建起来，然后通过国际性的学术交流，让它逐步走向世界，成为全世界都能共享的一个学科，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我这样一讲，他就明白了。但是到了吃晚饭的时候，又有一个学者过来问我：为什么要建一个文学地理学学科呢？我说我今天下午已经在小组会议上讲过了。他说我不在你那个小组，你能不能再讲一下？于是我只有放下碗筷，把下午在小组会议上讲过的话再对他讲一遍。这一遍讲下来，我就有些疲惫了，连饭都吃不下去了。
这时候，咸阳师范学院的王渭清教授就走到我跟前，笑着对我说：“你可记得《离骚》中的这两句话？”我问哪两句话？她念道：“众不可户说兮，孰云察余之中情。”她接着说：“中国那么多学者，你能挨家挨户去解释吗？”
正是她这话，使我萌生了写作《文学地理学概论》这本书的想法。而在晚饭之后，在房间里聊天时，华中师范大学的张三夕教授也对我讲：“你应该写一本书，完整地表述文学地理学的基本内容、基本理论、基本概念，文学地理学讲了这么久了，但是到底什么是文学地理学？你应该对学术界有一个交代。”
他这一讲，使我感到，《文学地理学概论》这本书不写不行了。
适好在这一届年会召开前夕，即2014年6月，我又申請到了第三个文学地理类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名叫“中国文学地理”。我认为，要想讲清楚中国文学地理，也必须先把文学地理学的基本内容、基本理论、基本概念讲清楚。
因此我写《文学地理学概论》这本书，既是对我多年来从事文学地理学的实证研究和理论研究的一个总结，也是为了向学术界作一个汇报，作一个交代。
（作者系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中国文学地理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