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认真翻阅一下《名师讲义》，一定会有与众不同的感觉。”这是天津古籍出版社社长刘文君2006年接受《中华读书报》记者采访时的结束语。那时，《名师讲义》丛书已得到读者的认可和好评，也被业内人士视为天津古籍社的品牌图书。但刘文君或许没有想到，天津古籍还未来得及充分享受“老讲义”这块招牌带来的荣耀，一股“老讲义”丛书出版风就已在图书市场悄然刮起。
到了2009年，当天津古籍出版社历时7年完成了第一批18部老讲义出版时，一个强劲对手——“老北大讲义”系列已在图书界掀起波澜。该丛书由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共21部，内容涵盖了民国时期北京大学25位文科知名教授的33种讲义。北京大学在我国知识界教育界的独特地位，讲义编撰者的盛名，都为该丛书赢得了极高的人气和社会关注度。紧随其后，湖南人民出版社在2010年推出了“老清华讲义”系列，共9种，梁启超、王国维、闻一多、杨树达……一连串清华国学院大师的名字成为最有力的市场保障。三套丛书成鼎立之势，引领了一股“老讲义”出版风，以至于鹭江出版社2003年推出的“名师讲义丛书”也搭上便车，摆脱了之前默默无闻的处境，赢得了市场的关注。时至今日，这股“讲义风”仍未止息，辽宁人民出版社编选的“大家讲义丛书”仍在不断问世；很多学术著作被冠以“某某讲堂”“听某某讲某某”的名号不断再版。
一、“老讲义”营销：卖点何在
讲义，起初指讲说经义，或讲说经义的书。到了宋代，开始指经筵进讲的讲稿，王应麟在《困学纪闻》中就有“古之讲经者，执卷而口说，未尝有讲义也。元丰间，陆农师在经筵，始进讲义”的表述。讲义之可资“面对面”讲授的含义可谓古已有之。今天的讲义，指课堂讲授之要义，既包括教师为课堂讲授而编写的讲稿资料，有时也包括学生随堂记录的听课笔记。因此，一提到讲义，便很自然地与课堂、师生、面对面几个词联系起来。而出版社也敏锐抓住了讲义的这些内涵，将其融入图书营销，推动了21世纪初这一波“老讲义”出版热。
课堂、师生、面对面，围绕这几个关键词，几家出版社祭出了各自的营销手段。天津古籍出版社强调“重现大师课堂”，宣称他们的“名师讲义”系列“视角独特、见解精辟，再现了诸位名师当年在大学讲授的经典课程”；时代文艺出版社则为“老北大讲义”丛书配以“重访老北大，敬聆大师言”的推荐语，意在突出“面对面”的现场感；湖南人民出版社在“老清华讲义”的封底处附以学生的课堂回忆——“他走上讲台，打开他的讲稿，眼光向下面一扫，然后是他的极简短的开场白，一共只有两句，头一句是，‘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这几句出自梁实秋，寥寥几笔，勾勒出梁启超的讲台风采，传神的同时，也将这部《中国文学讲义》置入当年的清华讲堂，纸面上的文字也仿佛化作大师的声音，走入读者的听闻。
解读此番“老讲义”的营销手段，不妨借用近年会展业普遍认可的理论——情景体验理论，即不再单纯突出产品的基本功能和价位，而注意将产品置入消费者期待的环境氛围中，将挑选商品转化为体验生活。出版民国老讲义，注意挖掘“讲义”自身的情境性内涵，通过广告语的渲染，在读者脑海中重构当年的课堂环境，将讲义文本置于名校、名师、名课的情景之中，给单纯的文字阅读辅以虚拟的课堂体验，由此，读者选择购买“老讲义”，实际是选择了自己的文化想象与体验。
这本是朱自清在清华园讲授中国诗时所用的讲义——清华园的汉白玉校门——讲台上清瘦的穿长衫的身影——儒雅而清晰的扬州口音——粉笔与黑板摩擦的吱吱声，笔尖从纸笺上划过的唰唰声……这类似新浪潮电影脚本的东西，或许在很多老讲义读者的脑海中都曾上演过。
几组民国“老讲义”丛书的出版营销，不是简单的文字灌输，而是利用人们关于讲义的认知和课堂学习经验，通过略带煽动性的语言，引导读者自行建立虚拟的阅读情景，把图书选购转化成文化体验，进而获得读者青睐。讲义成了一座虚拟的桥梁，几套丛书的出版，不仅满足了当下受众民国文化想象的需要，也使这种想象不再是简单的符号，当年的名校氛围、大师风采，如在目前，具体而生动。由文字而想象，由想象而声音的流程，也更新了读者的图书阅读体验。
二、“老讲义”史料：价值几何
今之所谓“老讲义”，多编撰于民国，盛行于我国大学分科教育之初创期。彼时，大学课本匮乏，教师的课堂教学多采用外国课本，而国文、历史、哲学这些脱胎于传统国学的学科，可资借鉴的外国资料非常有限，编撰、印发讲义也就成为当时多数文科教授的做法。北大、清华等知名学府，名师众多，他们所编讲义不仅在校内印行，在学术界也有广泛影响，或自行整理出版成为各学科初创期的奠基之作，或手稿深藏传于弟子，由后人公之于世，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老讲义”之前世。
流连名校，倾听师教，赞叹才学……伴随这波出版热，“民国讲义”一下子与学术经典画了等号，但需要指出，这只是一种错觉。民国高校，部属十余所，省属数十所，编撰印发的讲义成百数十且良莠不齐，仅少数学界翘楚、师资名流的讲义有幸保存至今，而多数大学多数教师始终默默无闻，他们的讲义也无法在学科史和教育史上留下痕迹，随着时间灰飞烟灭。因此，今之“老讲义”只可算作民国讲义中杰出且幸运的例证，我们借由“老讲义”回望民国教育，也只能算作管窥罢了。
“管窥”预示了“老讲义”独特的教育史料价值，我们也应该以独特的眼光看待这些史料。民国大学分科教育初创，探索学科创办时间、初始形态，一直是民国教育史研究的热点。对于这类研究，“老讲义”显得过于松散不成体系，难以与学科发展逐步对应。但如果我们换一种视角，以福柯的谱系学视角考察学科史，那么某一学科究竟从何时、以何种方式诞生，就成为可以回避的问题，而那些伴随学科初创而集中涌现的现象和事物则成为研究的重点。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不做历时和定性的考量，转而关注学科初创期散点的形态样貌，那么讲义的史料价值则得以突显：讲义的结构即意味着当时的一种教学方式，讲义的体例特征渗透着当时的一种学程安排，讲义的语体形态流露出一种讲台风格，讲义的出版状况则牵扯着学术发展进程与学术圈的成型。“老讲义”蕴涵着学科初创年代的“蛛丝马迹”，今所见“老讲义”尚未（也很难）与当时的学科发展步伐一一对应，更不足以充分体现学科发展的内在规律，但它们都是历史的真实存在，能够折射出当年学科发展的多个片段。
“老讲义”的史料性并非空中楼阁，它可以为当下很多研究热点提供借鉴并开拓思路。例如，近几年的民国大学研究，“重现课堂”成为一个热门话题，而对那个影像资料匮乏的年代，今日重现只能依靠文字。借助日记和回忆录，更多了解到的是教师风度、课堂趣闻、掌故轶事，而课堂上究竟讲授了哪些内容，使用怎样的授课方式等，则似乎只有借助讲义来分析和推测；而且从史料学角度看，旧日笔墨俱在的讲义文本比今人回忆甚至旧时日记都来得可靠。目前已有学者开始以“老讲义”为途径继续探索民国课堂重现问题。又如，时下教育史领域做得比较多的课程研究，多通过翻阅民国大学的年鉴、月刊等校史资料，呈现某一学科的课程情况。但也往往会遇到这样的困境，民国大学虽然逐步实现了课程统一，但究其实，此种统一只停留在课程名称上，实际讲授内容则因人而异，由此所谓的课程研究极易缩水为课名研究。如果更实打实地借助掌握的课程讲义，名、实对照，甄别内容，那么课程研究似能更接近历史真实，才能推进对学科史的认识。
三、“老讲义”新版：守前待后
几个系列的“老讲义”丛书都有不错的销售业绩，多首版即可盈利；同时也产生了不错的社会反响，引领了普通读者的阅读品位；也为学术界提供了一些新资料和新的思考角度。但取得成绩之余，仍存在一些问题值得反思，以期今后“老讲义”的出版能做得更好。
首先，“老讲义”的装帧与版式设计有很大的改进空间。与“老讲义”几乎同步问世同步热销的还有另一个系列——“民国老课本”。从“上海图书馆馆藏拂尘”系列，到“读库”推出的《共和国教科书》《修身老课本》，“老课本”一直坚持“重现”原则，无论内容、版式还是装帧，都力求重现民国课本原貌，这一原则也成为“老课本”系列成功的关键。“重现”原则同样值得“老讲义”再版借鉴。民国大学一般都设有出版部，为本校师生提供印发讲义等服务。随着印发经验的积累和印量不断增加，很多大学尤其是一些知名大学的讲义，形成了比较稳定的版式和风格，例如北京大学，所有文科讲义统一竖排线装，封面贴名签标明课程名称、著者、讲述者姓名并注有“北京大学出版部”字样，内文首页为目录，后为正文，每页边缘处印有课程名称及“国立北京大学”，中缝处注明使用该讲义的系别和年级。今天出版的“老讲义”，可以考虑部分地重现原貌，以此将“老讲义”与一般的学术著作相区分，突出其史料价值和现场感，增强今日阅读的文化体验性，这必将博得更多读者的青睐。
其次，“老讲义”在序跋的处理上不尽如人意。讲义出版并非近几年独有，民国时期就曾出现过大学授课讲义出版热，尤以1920至1930年代最为集中。当时，讲义由校内印发的“准出版”状态转化为正式出版物，主要经历两方面的变化，一是通篇的整理校对，因为当时的大学出版部不提供校对服务，讲义在校内印发时由学生在使用中自行校对；二是为讲义增添序跋，因为讲义在校内印发时多直接进入正文，个别讲义会在正文前介绍学程和课时安排。因为正式出版，才加了序跋之类文字，其中以自序居多。序（或跋）中除了谈论著作内容和作者的思路理念外，还多谈及著作原稿作为讲义的编撰过程和使用情况等，对著作的谦辞也多由“讲义”性质引发——因是讲义，故时间紧迫，篇幅有限，以致论述较多疏漏，例证尚不充分——此类说辞尤其常见。这些序跋记录了讲义成书的经过和课堂使用情况，表征了学科教育发展的一个片段和著者的一段学术历程，对于理解著作内容，了解学科史和教育史都不可或缺。反观新近出版的几套“老讲义”丛书，多数省略了（或者根本就未曾寓目）首次出版的原序，而代之以新丛书的介绍，对于少数首次面世的手稿本，也没有请著者后人或学生补作序跋，这不能不说是个大的遗憾。这样一方面隔断了讲义出版增补序跋的传统，削弱了“老讲义”的史料价值和阅读效果，也不利于读者阅读语境的建立。
再次，讲义的“身份”确认问题值得关注。所谓“身份”问题，主要关涉两个方面：今天出版的“老讲义”到底是不是当年的讲义？如是，其属于哪一个版本？我们今天能够见到或有据可查的民国讲义，多非一个固定的文本，而呈现出一种动态过程：教授为某一门课程编写讲义，使用过一个学程后，一般都会结合授课效果、学生反应及个人新的思考对讲义做出修改，这既是教授个人的主动探索，也是很多学校对教员的要求。因此，同一课程的讲义在不同学年，其结构和内容都会存在差异，这就是讲义的“版本”问题。而近年出版的几套丛书，于此往往颇为忽略，不注明依据的是哪一个版本，是哪一年使用的讲义，给读者造成讲义文本一成不变的错误印象。民国讲义除了逐年修订，很多还会受出版社之邀正式出版发行，由讲义而著作的过程往往要经过较大的整理和修改，甚至有将几门课程讲义合并出版的情况——至此，已非“讲义”一名所能指称。而今之“老讲义”丛书对讲义与由讲义改编的著作笼而统之不加区分。例如“老北大”系列中，收入了许之衡的《中国音乐小史》，该书1930年由商务印书馆首次出版，已不是某一门课程的讲义原貌，而是由1924年至1929年许之衡开设的《声律学》和《戏曲史》两门课程的讲义合并修改而成。《声律学》讲义与《戏曲史》讲义都从1924年年起在北京大学铅印发行，今讲义原本都藏于国家图书馆，因此既然名为“老讲义”丛书，则利用国图原本似乎更符合丛书的策划初衷和读者的期待。
几家出版单位的尝试值得肯定，也为此后的类似努力积累了经验；而更大规模和更见学术水准的大学“老讲义”之出版，亦可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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