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对商务印书馆《大学丛书》的出版背景、出版过程进行分析，指出《大学丛书》出版的历史意义在于开辟我国成功出版本土化大学教材的先河，促进我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和近代中国学术的独立，确立大学教科书成为图书出版专门类别的地位。
[关键词] 出版史 商务印书馆 《大学丛书》
[中图分类号] G2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2012) 02-0022-04
[Abstract] University Series of the Commercial Pres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China’s modernization.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background and operation of University Series, the thesis points out that University Series inaugurated a new era in publishing Chinese indigenous university textbooks, developed Chinese modern higher education，promoted the independence of Chinese modern academic research, and established a special category for university textbooks publishing.
[Key words] Publishing history Commercial Press University Series
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商务印书馆发挥了重要作用，她作为中西文化的传播者，编印教材、影印善本、移译西哲、创刊办报，把中国现代出版事业推向了顶峰。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大量经典文献，普及文化、开启民智，《大学丛书》作为其中之一，对于中国现代学术的独立和高等教育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深入分析《大学丛书》的出版过程和社会影响，对于研究我国近现代出版史、学术史、教育史、文化史等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1 《大学丛书》的出版背景及出版过程
上个世纪30年代以前，国内大学授课大都采用英文课本。1930年前后，商务印书馆提议有系统地出版大学教材，受到蔡元培先生的重视和支持。1931年4月，蔡元培在大东书局作《国化教科书问题》的演讲，并在《申报》上发表，主张编印本国的大学教科书，强调这是文化发达的表现。他指出采用外国教科书是文化落后国家接受现代知识所“迫不得已的过渡的办法”，由于外国教材中所举证明学理的实例，都取材于国外，用来教中国学生，“学习时既不免有隔膜恍惚的弊病，将来出而应世，亦不能充分应用。况彼此学制年级既属参差，教材的质量，亦不能强同”[1]。此外，原版外文图书昂贵的价格，也非一般大学生所能负担。为此，蔡元培极力提倡大学教科书的中国化，即由中国人自己来编写出版大学教科书，以适应高等学校发展的需要[2]。
蔡元培的呼吁引起高教界的普遍重视，时任商务印书馆经理的王云五先生认为，这是组织编写大学教材的重要契机，并且有利于保持和发扬商务印书馆“以普及教育为己任”的出版传统。1931年9月他撰文表明有意组织编写大学教科书：
国内大学之不能不采用外国文图书者，自以本国无适当图书可用，而其弊凡位高等教育者皆能言之。本馆见近年日本学术之能独立，由于广译欧美专门著作与鼓励本国专门著作；窃不自揣，愿为前驱，与国内各学术机关各学者合作，从事于高深著作之译撰，期次第贡献于国人[3]。
在商务印书馆庆祝建馆35周年纪念活动时，王云五再次提出集合国内专家学者，编译大学用书及撰写学术著作，以提高我国学术水平，促进大学教材革新。这一计划因“一·二八”之役而一度搁置。1932年8月商务印书馆甫经复业，王云五便将组织编写大学用书列入其“复兴编辑计划”。同年10月，王云五给国内知名学者和教授写信，聘请他们为《大学丛书》委员会委员，随信还附寄了商务印书馆印行《大学丛书》的条例及组织《大学丛书》委员会的条例，后者对委员的任务和权利作了明确规定：
一、本委员会由本馆聘请国内著名大学校及学术团体代表，协同本馆编审委员会代表若干人组织之。
二、本委员会任务如左：
1. 拟定《大学丛书》全目；
2. 介绍或征集《大学丛书》稿本；
3. 审查《大学丛书》书稿。
三、委员各就专长，分别担承前条之任务。
四、《大学丛书》出版时，各书均列委员会全体委员姓名，以昭慎重。
五、委员会受本馆委托审查书稿时，每稿由本馆酌送审查费。
六、《大学丛书》每种初次发行时，由本馆赠送全体委员各一册，以备随时审核[4]。
为促进《大学丛书》编写事宜，王云五恳请蔡元培领衔，以增加召集学界著名专家的权威性。共有55人应聘为大学丛书委员会委员，其中有不少专家堪称国内各学科的权威人士。大学丛书委员会委员名单如下：
丁燮林 王世杰 王云五 任鸿隽 朱经农
朱家骅 李四光 李建勋 李书华 李书田
李圣五 李权时 余青松 何炳松 辛树帜
吴泽霖 吴经熊 周 仁 周昌寿 秉 志
竺可桢 胡 适 胡庶华 姜立夫 翁之龙
翁文灏 马君武 马寅初 孙贵定 徐诵明
唐 钺 郭任远 陶孟和 陈裕光 曹惠群
孙伯苓 梅贻琦 程天放 程演生 冯友兰
傅斯年 傅运森 邹 鲁 郑贞文 郑振铎
刘秉麟 刘湛恩 黎照寰 蔡元培 蒋梦麟
欧元怀 颜任光 颜福庆 罗家伦 顾颉刚
许多大学和学术团体与商务印书馆签订了有关《大学丛书》的出版合约，到全面抗战爆发前，共签订合约40余份。王云五原计划5年内出版《大学丛书》第一期300种，除了商务印书馆过去所出的书中符合条件而可以归入丛书的品种外，准备每年推出新书40种。实际出版情况为，第一年（1933）出版《大学丛书》80余种，至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出版200余种。抗战期间，商务印书馆重心先后移至香港和重庆，出版条件极差，王云五仍锲而不舍，坚持出书，平均每年约出《大学丛书》10余种[5]。
2 《大学丛书》出版的历史意义
2.1 《大学丛书》开辟了我国成功出版本土大学教材的先河
王云五先生在《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中多次谈到《大学丛书》出版之前国内高等教育缺乏适用中文教材的问题：
商务书馆过去卅余年所出版的教科书，以小学及中学为限，其他出版家亦复如是。国内各大学所用的课本，大都采用西文，尤其是英文的原版，间或加以翻印。一小部分则由教授自编讲义，付诸油印，铅印者实居少数。这些讲义间亦有以某大学丛书名义委托书局印行。我加入商务书馆不久，即与各著名大学及学术团体洽商，订定了许多丛书合约，这些丛书分别冠以某大学或某学术团体之名，其中有不少适合大学生的课本或参考书，不过未经集体审定，未能普遍采用。
……敝馆所以有《大学丛书》之出版计划，其理由有二。敝馆以为吾国专门学术之不能长足进步，原因虽多，而缺乏本国文之专门著作，实为主因之一。加以近年因金贵关系，学生负担过重，更无力多购西文参考用书。因是凡在大学肄业者，或以经济关系而无书可读，或以文字关系而事倍于功[6]。
由此可见，《大学丛书》作为我国第一套成功的大学教材，一方面改变了大学授课完全依赖外文课本的状况，解决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语言障碍和国情差异问题。另一方面，《大学丛书》以低廉的价格减轻了学生的经济负担，如林和成著的《实用工商统计》于1936年8月出版时，平装本定价为2.40元；萨本栋著的《普通物理学》于1936年出版时，平装本定价为4.40元[7]。图书价格的优惠使读者增多，进而促进了学术的普及。这一点在抗战时期尤为突出，汪家熔先生在《近代出版人的文化追求》一书中描绘了《大学丛书》在当时的出版情况和重要作用：
抗战中，商务各类新书出版均受影响，惟独《大学丛书》继续照常，一直没有中断过。……至抗战结束，共完成370种。珍珠港事变后，商务上海、香港、北京3处工厂设备和型版全部陷入敌手，但在重庆，仍利用后方存书，用酸洗石印翻印方法翻印后供应图书。八年抗战，重庆政府不肯支付丝毫外汇用于买书，后方大学所用教科书，全赖商务的《大学丛书》得以维持，难能可贵[8]。
2.2 《大学丛书》为现代学校学科设立和课程整理提供了借鉴，促进了我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
《大学丛书》编辑出版之前，高等学校的课程设置，各校原先比较混乱。自《大学规程》（1929年）和《专科学校规程》（1929年）颁布后，才逐渐趋于统一。1930年，教育部组织大学课程及设备标准起草委员会，着手整理高校课程。因大学及专科学校系科复杂，课程繁多，工作更为艰巨，至1935年才颁布医学院暂行科目表和教材大纲。
而于1932年开始出版的《大学丛书》分为文学院用书、理学院用书、法学院用书、教育学院用书、农学院用书、工学院用书、商学院用书、医学院用书八大类，在一定程度上为高等学校设立学科门类和课程整理提供了借鉴，促进了我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定型。在《大学丛书》出版之后，国民政府教育部开展了一系列规范高等学校学科课程设置的举措：
1937年教育部编制《全国各大学分系课程比较表》，按院系将科目分类列出，借以明了各校所设科目的繁简异同，供各校设置课程体系参考。
依据课程整理的原则和要项，教育部吸收专家意见，参照各校现行课程的实际情形，先后制订并公布了《文理法三学院共同科目表》（1938年9月）、《农工商学院共同必修科目表》（1938年11月）、《文理法农工商各学院分系必修及选修科目表》（1939年8月）。
1939年，教育部针对高等院校所设学系名称歧异的情况，斟酌各方意见，公布《大学及独立学院各学系名称》，……至此，各地高校所设学系在名称上趋于统一[9]。
另一方面，当时商务印书馆函授学校设有大学部，所聘专家多为《大学丛书》编委会成员，如哲学系顾问为冯友兰、唐钺，经济学系顾问为马寅初、黄荫普，由此可见《大学丛书》在社会和商务内部都得到了充分使用。
1938年6月，商务当局扩充函授学校，并修订函授学校章程，改设中学部和大学部。编审部长王云五兼任函授学校校长，副校长为周越然（中学部）、周昌寿（大学部），教务主任为周由廑，事务主任为孙绍修。
大学部设十五个系，开设数、理、化、经济、文、史、医、农等六十门课程；并聘请各大学专科教授和商务印书馆编审部编辑担任顾问。为未能进高等院校或专科学校就读的学生和因战争失学、失业的青年，提供学习的机会，深受当时社会的欢迎[10]。
2.3 《大学丛书》促进了近代中国学术的独立
《大学丛书》一方面提倡国内学者独立编撰教材，另一方面也组织翻译大量外国著作。因为不少学科在国内尚未有相应的专家，翻译外国著作也就成为介绍相关知识的主要途径，这对中国学术的独立也起到了一定的辅助作用。
《大学丛书》具有如下三个方面的特征：（1）作者均为当时各学科的著名学者，其中外文著作的译者多有海外留学经历；（2）著作内容均为各学科权威观点，译著也取材于国外经典，不少出版物虽然名为课本，但学术水平精深；（3）每种著作均由国内一流学者组成的“大学丛书编委会”审定，因而保证了丛书内容的准确性和深入性。
《大学丛书》为当时的中国学者提供了发表学术成果的阵地，许多学术著作成为传世经典，如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冯友兰的《新原道》、杨端六的《货币与银行》等。上述书稿的出版，得益于商务印书馆因其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所赢得的专家学者的信任，从而确保了《大学丛书》的稿源质量。据冯友兰回忆，他在抗战时期所写的“贞元六书”，除一种外都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贞元六书”指《新理学》《新原道》《新知言》《新事论》《新原人》《新世训》，其中前五部著作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一部由开明书店出版）。而在抗战的条件下，印刷发行极其困难，尽管如此，商务印书馆对于冯友兰的书稿总是随到、随印、随发行，与平时无异[11]。
另一方面，《大学丛书》的编辑出版也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李华兴先生在《民国教育史》一书中对《大学丛书》的出版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并论及这套书在海外也有一定的影响：
出版这套丛书，不仅提高了国内学术著作的水平，而且降低了大学生的经济负担，因而促进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值得一提的是，除国内大学乐于采用外，《大学丛书》中还有部分书稿被翻译成外文，由此奠定了民国时期中国学者自编大学教科书的基础[12]。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是中国本土教材被译为外文向海外传播中国文化的典范，该书经冯友兰的合作者荷兰裔美国人布德（Derk Boddle）的翻译，其英文版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于1952年出版，一直到现在仍是西方各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的依据。
2.4 《大学丛书》确立了大学教科书成为图书出版专门类别的地位
《大学丛书》在世界出版史上开辟了系统为大学出版专门的图书的先河。《大学丛书》出版前后，言行出版社、南京正中书局、中华书局、贵阳文通书局、大夏大学等单位都出过一些大学用书，其规模都不及商务印书馆的《大学丛书》[13]。因此，《大学丛书》编辑出版提高了国民政府对大学教材的重视，1939年，教育部专门设立大学用书编辑委员会，其编辑办法是:对各出版社已经印行的大学用书加以甄选，审查合格并征得原著译者同意后，酌加修订，作为部定大学用书；向社会公开征稿；特约各学科专家编写。各种书稿必须经过初审、复审和核定手续，然后提交该会常务委员会通过，最终由教育部核定付印[14]。这项举措使大学教科书正式成为图书出版的一个专门类别。
反观西方的出版业，尽管图书销售在大学增长很快，却几乎没有哪一家出版机构认为有必要专为大学编写图书，美国出版业到了上个世纪40年代才“开始寻找适宜于某一具体大学课程的书稿”，到了上个世纪50年代大学出版业才作为一个专门的行业得到发展。
大学教科书出版几十年来的迅速发展，已经使其成为各国出版产业中的强势部门。许多以大学教育图书为主要产品的出版企业发展成为行业巨头，如培生集团（Pearson Group)、汤姆森公司（Thomson Corporation)等，它们的经营状况会对整个出版业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而且大学教育出版已经成为推动其他门类图书出版的强劲支持，以培生集团为例，其下属的培生教育集团是整个集团发展的“顶梁柱”，包括朗文(Longman)、艾迪生·维斯理(Addison Wesley)等全球著名大学教育出版公司每年创造的经济效益达数百亿美元，这为集团发展其他门类出版物提供了充分的资金支持。由此可见，大学教育出版已经成为推动社会文化发展的中坚力量，《大学丛书》对于出版产业和出版文化发展的历史意义更为彰显。
注 释
[1][14]陈应年.商务印书馆百年回眸[M]//商务印书馆一百年.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585
[2][9][12]李华兴.民国教育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491，608-609，491
[3][4][6]王云五.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73:363，365-366，363-364
[5]郭太风.王云五评传[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208
[7]汪家熔.商务印书馆史及其他[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1557
[8]汪家熔.近代出版人的文化追求：张元济、陆费逵、王云五的文化贡献[M].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2：323
[10]唐锦泉.商务印书馆附设的函授学校[M]//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659
[11]冯友兰.商务印书馆和我是老伙伴[M]//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315
[13]王余光.中国新图书出版业初探[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150，493
（收稿日期：2012-02-22）
[作者简介] 杨琳，文学博士，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馆员；肖东发，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