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一法师李叔同一生中的大部分岁月都是在南方度过的，这其中，杭州乃是他人生道路发生重大转变的地方。作为一名优秀的艺术教师，他在浙一师的六年执教生涯业绩斐然；作为一个诸艺皆通的才子，那段时期也是他艺术创作的一个鼎盛期；而更重要的是，正是在杭州，李叔同寻找到了自己精神上的归宿，最终步入了佛门。
１９１２年８月，李叔同接受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次年更名为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教务长经亨颐的邀请，来该校任教。他之所以决定辞去此前在上海《太平洋报》极为出色的主编工作，除了经亨颐的热情邀请之外，西湖的美景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经亨颐就曾说过，李叔同性本淡泊，辞去他处厚聘，乐居于杭，一半勾留是西湖。
李叔同那时已人到中年，他似乎渐渐厌倦了浮华声色，内心渴望着一份安宁和平静，生活方式也渐渐变得内敛起来。他在《太平洋报》任职期间，平日里便喜欢离群索居，几乎是足不出户——在这之前，无论是在他的出生和成长之地天津，在他“二十文章惊海内”的上海，还是在他渡洋留学以专攻艺术的日本东京，他一直都生活在风华旋裹的氛围之中——随着这种心境的转变，到杭州来工作和生活，便成了一个再合适不过的选择。
李叔同第一次来杭州正好是在十年之前，１９０２年的８月，正在上海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前身）念书的李叔同，以浙江嘉兴府平湖县监生身份前来参加当年的浙江乡试。那并不是一次愉快的经历，有资料表明，浙江的那次乡试过程中发生了“闹闱”事件，起事者即是南洋公学的二三十个人，李叔同两场考罢便即离开，并未参加第三场科试，可能便与此有关。对于才气横溢的他来说，这次科试未果无论如何也是一个挫折。
那次赶考，李叔同在杭州前后住了约一个月的光景，并没有游玩的心情，只有一次到涌金门外去吃茶的时候，顺便就把西湖的风景稍微看了一下而已。西湖湛绿如蓝的湖水中那一种难言的清凉，或许便在那时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有趣的是，邀请李叔同前来执教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就设于当年举行乡试的昔日杭州贡院旧址（今杭州高级中学），不知道这种巧合在当时曾让他生起出怎样的感触来。
对于做一名艺术教师，李叔同内心最初多少是有些遗憾的，他曾对人说过，自己当年留学日本研究艺术之时，是决想不到会回国来做一个艺术教师的，言语之中实有不尽的感慨，而当时一家日本报社《日日新闻》对李叔同回国之后境况的报道也很是令人寻味：
中国第一批留学东京美术学校毕业生李岸，回国以来，怀才莫展，而郑曼陀之流，专描美人月份牌，收入倒可惊人……
可以想象，李叔同第二次到杭州来的时候，是带着一丝怀才不遇的惆怅的。
但是西湖的美景很快化解了他心中的抑郁。过了几天，他在两位刚结识的同事姜丹书和夏丏尊的陪同下，把西湖好好地游览了一番，乘兴写下了一篇《西湖夜游记》，文词间散溢出来的，是淡淡的喜悦。
在传统的私塾教育里，画图、唱歌，向来被视为不务正业，即便在当时的新式学校，开设美术音乐课程的也不多，纵使开了，由于这两门课不是会考的课目，通常也只被当成一种点缀而已，并不列入正式的课程，根本谈不上真正的艺术教育。李叔同此前有过执教的经历，对于这种状况很清楚。他是那种凡事不做则已，要做就要做到最好的性格。在他的要求下，浙一师提供了在当时国内同级别的学校中称得上是最先进的教学条件。美术专用教室有三间，一间用来讲课，一间存放从日本购进的各种石膏模型等画具，另一间则是写生专用。李叔同对写生教室的光线要求很高。学校根据他的意见特别在教学楼的二楼选用了一间教室，屋顶开有天窗，用玻璃代替瓦片，玻璃下还有可以自由移动的布幔，教室一侧高敞的玻璃窗也配上了长长的落地窗帘，用来调节光线，便于学生体会光线的变化效果，有点像旧式照相馆的布置。写生教室里摆放着三十多个画架，墙壁上张挂着许多世界知名画家的像片和名画。音乐教室则是在校园内单独修建的，四面都装有玻璃窗，里面配备着两架钢琴和五十多架风琴。
他在浙一师的美术教学采用西画的教学方式，从石膏模型写生训练开始。当学生逐渐掌握了模型写生的技巧之后，李叔同又开始将人体写生的训练引入课堂，这在中国的学校里还是第一次。
李叔同在浙一师首开人体写生课的时间是在１９１４年。现存的一张珍贵照片留下了当时写生课上的情景，据说便是第一次用真人做模特练习写生时的纪念。照片上，一名全身赤裸的青年男子的背影占据着居中显目的位置，这便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坦然于大庭广众之中的人体模特。模特站在一张桌子上，正面对着前方围成几排弧圈、专心作画的学生。在照片右侧，教室内侧光线较暗的地方，有一人左手插裤兜里，怡然地站最后一排，他的前面并没有画架，从轮廓看起来，似乎便是李叔同。
很久以来，人们一直把刘海粟当成中国人体写生教学的第一人，其实这一称号应该归属于李叔同。关于这一点，刘海粟本人就曾明确声明过。１９１５年３月，刘海粟在上海美专公开向社会招聘人体模特，两年后，美专举行作品展览，其中便有不少人体素描习作，一时闹得沸沸扬扬。与之相比，李叔同在浙一师首开风气之先时，却似乎没有遇到多大的困难和阻力，其影响，也远不及刘海粟大。这或许是因为他首创的人体写生一直囿于校园之内，外界罕有知情者的缘故。
课堂内的写生训练给学生打下了绘画的良好基础，李叔同接下来陆续开设了素描、图案、水彩、油画等课程，并开始引导学生走出户外，到阳光和风景中作画。常去的地方，自然是离学校不远的西湖。从１９１５年起，李叔同开始常将学生创作的铅笔画、粉笔画、传统的水墨画，西洋的水彩和油画，连同他自己的作品，拿到杭州平海路浙江省教育会和西泠印社去展出。这在当时的杭州还是非常新鲜的事，吸引了很多观众，深受好评。这样的画展，此后不定期地举行过几次。
除了美术课，李叔同也负责音乐的教学。教唱歌曲之外，还教学生弹奏风琴和钢琴，后来还讲授作曲的基本方法。他在音乐上的造诣也绝对是专业水平的，无论唱歌还是弹琴，他的要求都极为严格，附点、切分音、休止符、每个音符的轻重强弱都要求一丝不苟，学生稍有不合即需重修。学生们有了一定的根基后，李叔同将学生组织起来，在西泠印社的柏堂举行了一次音乐会，虽然没有邀请什么听众，但气氛严肃，秩序井然。
李叔同给学生布置的课外功课，往往比很多主课还要多。在他的引导和督促下，浙一师的学生课外学习绘画和音乐的比任何其它功课都要勤，在其它的学校里最被忽视的图画与音乐两课在这所学校里竟成了最受学生重视和喜爱的功课了。早饭前的半小时，午饭后至下午上课之间的三刻钟，下午四点以后直至黄昏都是图画音乐的课外练习时间，人们来到这所学校，经常可以发现，在课余时间，满校都是琴声，图画教室里则不断地有人在那里练习绘画，情形有如一所艺术专科学校。
除了艺术上的深厚功底，李叔同的人格光辉也深深影响着他的每个学生。他并不善于言辞，说起话来有时还会有红脸和轻微口吃的现象，他的态度也是一贯的和蔼可亲，但即使是学校里最顽皮的学生，在他面前也总是规规矩矩的，因为他的训导比起其他教师再严厉的呵斥与责骂来，都更令人难受。遇到学生犯错，李叔同并不怎么责怪他门，似乎学生有了错，首先是他自己这个做教师的责任，把学生叫到跟前，与其说在训导学生，毋宁说是他在自责一般。学生内心里自然深感不安和惭愧，有时简直想哭出来。
李叔同的真诚甚至让熟悉他的好友都深感吃惊。夏丏尊提到过一件事，在常人听来简直是不可想象的。有一次，学校宿舍里有学生少了财物，大家猜测是某一个学生偷的，检查起来，却又没有证据。身为舍监的夏丏尊，为此深感苦恼，便向李叔同求教。李叔同建议他去出一张布告，让作贼者速来自首，如三日内无自首者，舍监将以自身诚信未孚，一死以殉教职之失。李叔同特别强调，这话须说得诚实，三日后如没有人自首，真非自杀不可，否则便无效力。在他看来，这样做是一定可以感动当事者的。
李叔同的诚敬，与他儒家式的修养密切相关。作为艺术教师，他在致力于传授艺术技能的同时，也很重视培养学生积极的艺术观和人生观。当越来越多的学生开始对艺术感兴趣的时候，他常常告诫他们，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道德的修养，要比艺术的修养更为重要。
早在１９１４年５月，著名教育家黄炎培到浙一师参观时就曾评价说，李叔同在浙一师主持的艺术教育，比起在当时国内艺术教育中向被视为楷模的南京两江师范来，要更为出色。这种评价绝对是有根据的，只要看看李叔同在浙一师执教的那几年中所培养出来的优秀人才，便可以知道他是怎样一位出色的艺术教师：音乐教育家刘质平，美术教育家吴梦非、李鸿梁，文学家曹聚仁、蔡丐因、黄寄慈，画家丰子恺、潘天寿、沈本千……全校四五百个学生，凡有艺术天才的无不被充分发掘出来。当李叔同因着各种原因，无法在艺术家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之时，他通过教育，将艺术的火种传递于众多的学子之中。如此出色的教育成果，已足可弥补他的种种遗憾了。
在杭州执教的这几年，也是李叔同艺术创作的一个高峰期。
李叔同是中国现代音乐最早的传介者之一，他于１９０５年创作完成的《国学唱歌集》是中国早期学堂乐歌中的一部重要作品。留学期间，通过对音乐的深入学习和对日本音乐界的考察，他对当时国内音乐创作与教学中所存在的诸多弊病提出不少批评，自己也随之停止了歌曲的编写。来浙一师执教后，他又重新开始了音乐方面的创作，李叔同存留于世的歌曲约七十首，其中有近于半数的三十多首都作于这一时期，称得上是他歌曲创作的高峰期。歌曲的质量也比前期有了明显的提高，不少脍炙人口的作品直至今日还广为传唱，深受国人的喜爱。
三声部合唱歌曲《春游》创作于１９１３年，是目前所知的我国最早的一首合唱歌曲，另一首为宋代叶清臣的名词《贺圣朝·留别》谱曲而成的同名歌曲则是二部合唱，也属于我国作曲家用西方现代作曲技法写成的最早的合唱歌曲之一。
李叔同的歌曲多是用选曲填词的方式创作的，他选用的曲子都是欧美各国流行的通俗名曲，曲调优美动人，清新流畅，而结构上一般都比较简单，以单旋律为主，多为三段体或四段体曲式，伴奏和弦也主要限于三和弦。
他最有名的歌曲《送别》选用的是美国通俗歌曲作家奥德威（Ｊｏｈｎ．Ｐ．Ｏｒｄｗａｙ）所作的“梦见家和母亲”。李叔同删去了原曲中的变奏与装饰性的切分倚音，使乐曲显得更为简洁流畅，琅琅上口，而歌词中所散溢出来的那一缕淡淡的愁绪与伤感更是令人难以忘怀：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瓢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由于留学期间多年在日本研究和学习音乐的关系，李叔同回国后的歌曲创作的一个重要特点便是受到了日本歌曲的明显影响。《送别》的主题与歌词格式便受到日本人犬童球溪所作的《旅愁》一歌的启发，但是李叔同的填词，语言更为优美，而意境之隽永更是后者所远远不及的。由于文学上的深厚素养，李叔同为西洋名曲所写的歌词中所具有的古典诗词般的意境之美，是一般词作家所难以企及的。
较之于初期歌曲中很多抒发爱国热情的作品，李叔同这一时期所作的歌曲在风格与题材上都有了明显的变化，他更为关注歌曲的抒情与审美性，主要作品都是抒情性的艺术歌曲，个体性色彩非常明显，这一点与他自留学后期整体艺术观开始更多地朝向个体表达的转变相应的。一些作品纯粹是他个人情绪与体验的表达，流露出来的多是对逝水流年的伤感和喟叹，此外还有部分作品中开始显露出来强烈的宗教意识，更是此前所未曾有过的。这既是其艺术观中个体性倾向更趋明显的表现，也是他内在精神世界发生变化的痕迹。从时间上看，应是属于后期的作品，特别是出家前的一二年。
李叔同这时期创作的歌曲，很多被收入于１９２７年出版的《中外名歌五十曲》之中，此书出版后，即被众多学校选作音乐教材，多次再版，影响巨大。
作为最早一批留学海外专攻现代西方绘画艺术的先行者之一，李叔同在中国早期油画发展史上绝对是一位大师级的人物。他的友人和学生的一些回忆都确定地表明，李叔同在回国后显然并没有停止油画和水彩画的创作。据浙一师时的学生吴梦非说，在李叔同平日的艺术创作中，最伟大的要数油画，另一名学生李鸿梁回忆，他曾见过从上海运来的一只大木箱，里面全是李叔同自己的画作。李叔同在浙一师曾组织出版过一本《木版画集》，内中就有他本人的作品，据说是一幅模仿小孩画的人像画，美术家毕克官曾据此认为李叔同是中国现代版画艺术最早的创作和倡导者。
遗憾的是，由于李叔同存世作品无几，人们对于李叔同留学期间特别是从日本回国以后从事绘画创作的情况知之甚少。
李叔同本人是金石之艺的行家。１９１５年５月，他加入了西泠印社，这是我国研究金石篆刻最负盛名的民间学术团体。一个月后，他又在浙一师组织学生成立了一个金石篆刻研究会，名为“乐石社”，李叔同担任社长。最初这只是一个学生业余活动组织，后因李叔同遍邀诸友入社，又得西泠印社诸多名家时相提楔，乃得规模渐备，声气甚孚，实际上成了西泠印社之外杭州又一个著名的金石社团。李叔同撰笔的《乐石社社友小传》中共录社友二十五人，多为杭州知名人士，如经亨颐、堵申甫、夏丏尊、陈伟、费砚、周承德等人。
乐石社开展活动很频繁，当年即汇编社中成员的作品出版了八部精美的篆刻集，名为《乐石集》，用３２开的线装本出版，李叔同还于次年特别给自己的母校东京美术学校赠寄了一套，现仍收藏于该校的图书馆内。
与他晚年自成一家的书法相比，他出家前的书法作品完全是另一种风格，他自幼开始临习碑帖，练字极勤，每日鸣鸡即起，执笔临池，数十年不辍。在杭州的几年中，他临写的范围更为广泛，从先秦汉魏乃至唐宋诸家，无不遍涉。于周之猎碣，秦之鼎彝，魏晋六朝之摩崖、碑碣、墓志、造像，皆潜心注意，而尤以秦汉六朝之碑体为重，夏丏尊、堵申甫、马叙伦等友人曾收藏有他的临习小册，都说功力极深，所临周秦两汉金石文字无不精似，夏丏尊后来将其中的部分作品汇集翻印，成书一卷，命名为《李息翁临古法书》。可以说，这是他成就极高的书法创作中一个重要的酝酿期，为他日后书法上自创一体的超越作了坚实的准备。
正当他的艺术创作渐入鼎盛期之时，宗教意识也在他的内心觉醒了。
１９１６年的夏天，李叔同偶然听夏丏尊提起在一本日本杂志上读到过的一篇文章，内容是介绍有关断食体验的目的与方法，大意是说断食可以成为一种澡雪精神、净化魂灵的修道之法，于身于心皆有裨益，不仅可以用来治疗一些疾病，还可以生出精神上的伟大力量，李叔同觉得很有意思，便把那文章要过来细读，此后二人不时谈起这件事，还约定有时间自己也来亲自体验一下。不过，夏丏尊只是一时的好奇，并没有太当真，李叔同半年之后却是真的实行起来了。直接的原因，是想试着借此治疗一下长期以来折磨他的神经衰弱症。
那一年的寒假，李叔同没有像平时那样回上海与自己的日籍妻子共度，而是留在了杭州，为的是到虎跑寺去断食。
他这次断食前后共计十八天，分为三个阶段，预断期，正断期和恢复期，各一周左右的时间，预断期逐渐减少饮食，先粥后汤，恢复期则正好相反。只有正断食期的七天，才基本上不再进食。
这次虎跑断食，给李叔同带来了从未有过的体验。断食初期，他颇感不适，但一切都逐渐好转，身心安乐愉悦之感日益强烈。断食过后，他自觉身体较以往安和舒泰了许多，不仅食量大增，睡眠也远为安稳了，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他的神经衰弱也缓解了许多。他曾数次向人提起断食带给他的神奇体验，说是有飘飘欲仙之感，又兼心地灵澈，思维反较平时清晰灵敏，甚至觉得能听人所不能听，悟人所不能悟。总之，那种精神上难以言说的愉悦，那种身心灵化有如脱胎换骨的感受，将一种全新的境界向他敞开来。据他本人说，这次断食的体验乃是促使他日后出家的一个重要契机。
他对佛教的关注起初似乎只是对僧人们那种清净安宁的修行生活的好感，那似乎正是他所期待的一种生活方式，佛寺里的那种清淡菜蔬，也很是让他喜爱，回到学校后，他便让人照着那样子做，吃起素来。
李叔同平生第一次认真阅读佛经是在断食期间，他开始越来越多地借佛经来看，而随着读的佛经越多，对于这一点也便感受越深。到了１９１７年冬，他从寺庙里请了很多重要的佛典，关起门来废寝忘食地诵读。再往后，他开始在房间里点起香来，供养佛经和诸佛菩萨的圣像。
真正的变化正悄悄发生在他的内心里，佛教吸引他的，已不只是出家人的清净自在生活，而是其内在的教义和实际的修行了。那段时间，他与精通佛学的国学大师马一浮交往甚密，在学佛的道路上，得到过马一浮不少帮助。
１９１７的年的寒假，李叔同又一次留在了杭州，春节期间，他在虎跑寺中见了马一浮的朋友彭逊之在虎跑出家的情景，内心大受感动，便于当年的元宵节那天，礼杭州松木场护国寺里了悟老和尚为皈依师，正式皈依三宝，成为了佛门的一名在家弟子。
接下来的半年里，李叔同开始将自己的财产物什陆续分赠于友人，为出家作准备了。这其中，他自己所作和收藏的名家金石作品，共九十二钮，则全部赠给了西泠印社。印社特在社内石壁之间凿龛封藏，社长叶品三为之题名“印藏”，并刻题记以志纪念。
６月下旬，李叔同提前举行了图画与音乐课的期终考试。随即便向浙一师辞职，到虎跑去正式入寺修行了。他本打算在那里将出家人的生活先试行几个月，等来年有了合适的机会再正式出家为僧。约一个月后，老友夏丏尊来看他，说他这样子做居士究竟不彻底，倒不如索性做了和尚爽快。这话原本不过夏丏尊的激愤之语，因为眼看着自己平素所敬爱的好友，马上就要遁入空门去做个出家人，不胜寂寞之感，心里实在难过得很，所以才不觉脱口而出说了这么一句，话一出口，自己随即也便后悔起来。李叔同却是听者有心，觉得这话其实很有道理，便在这一激下，下定决心，尽早剃度。
１９１８年８月１９日，农历七月十三，相传是大势至菩萨的圣诞，李叔同便于这一天在虎跑寺正式剃发出家了，法名演音，号弘一。
到了９月下旬，弘一法师移锡灵隐受戒。正是在受戒期间，他辗转披读了马一浮送他的两本佛门律学典籍，分别是明清之际的二位高僧蕅益智旭与见月读体所著的《灵峰毗尼事义集要》和《宝华传戒正范》，不禁悲欣交集，发愿要让其时弛废已久的佛门律学重光于世。可以说，弘一法师后来之成为近代以来佛门首屈一指的律学大师，正是从灵隐开始起步的。
对于李叔同的出家，历来即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实，弘一法师本人写过一篇《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对于自己出家的原由与经过作了详细的介绍，无论如何，这才是我们探寻他出家原因的最可信的材料。这篇自述充分表明，他是满怀着喜悦而皈依佛教的，在他看来，佛教为世人提供了一条对医治生命无常这一人生根本苦痛的道路，这使他觉得，没有比依佛法修行更为积极和更有意义的人生之路。当我们试图寻找各种各样的原因来解释李叔同走向佛教的原因之时，不要忘记，最重要的原因其实正是来自于佛教本身。
出家后的头两三年里，杭州一直是他生活的中心，期间他到浙江各地修学或闭关，总是以杭州为出发点和归宿。１９２１年初春，弘一法师因杭州的知友故旧酬酢太多，感到在杭州实在难以息心安道，想另寻一处兰若，这才在友人的介绍下，去了温州。自那以后，他只是间或来杭州小住了。
就弘一法师之皈依佛教而言，杭州可以说是他精神上的出生地。１９４２年，弘一法师圆寂后，他的部分灵骨与舍利被迎回杭州，供养于虎跑寺内。１９８４年李叔同纪念室在虎跑建成，室内陈列有其生前的著述、书画及手抄佛经等共百余件，这位大师的精神将与他的这些作品一起长留于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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